第一部分 无家可归 05（1/2）

和小镇居民闲聊了一小时之后，托马斯清楚地意识到：在他离开小镇之前，他们是不会走开的。他有地方要去，而他们没有。

在这种时候，他必须克服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他局促不安地从心底掘出一丝勇气，爬出驾驶室，站到脚踏板上，恳求人们让出车前的空间。他们似乎没听见或是没听懂。他再次劝说，但他们反而越发往前挤，而且人数越聚越多。汽车周围已经接踵摩肩，他不得不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才挪到启动摇柄的位置。然后他必须把他们往后推，以腾出活动的空间。几个看热闹的人站上了脚踏板。另有几个甚至想爬进驾驶室，但托马斯冰冷的目光让他们知难而退。孩子们脸上挂着傻笑，不断地捏喇叭上的橡皮球，每捏一次就爆发出一阵狂笑。

像是命中注定一般，他先是数次尝试转动摇柄，然后对踏板和操纵杆一番折腾，车猛地往前一动，又瞬间熄了火。车前的人尖叫着，惊恐地捂住胸口，周围的人也跟着大叫起来。女人们尖叫不已，孩子们号啕大哭，男人们喃喃低语。那个军人不再敬礼。

托马斯连忙大声道歉，同时猛捶了几下方向盘，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他的车。他跳下车帮助被冲撞的人。他使劲踢车的轮胎，猛拍大象耳朵制成的挡泥板，大骂丑陋的车前盖。他狂躁地转动摇柄，试图让这台机器重新启动。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人们的不满。波沃阿-德圣伊里亚居民的友善已经在葡萄牙冬日的阳光下消融殆尽。

他匆忙回到驾驶室。汽车奇迹般地呻吟着抖动起来，开始缓步向前。波沃阿-德圣伊里亚的居民面带惧色地让出一条路。他驱车前行。

到达下一座小镇阿尔韦卡-多里巴特茹的时候，他坚定地紧踩油门，穿城而过。对于所有人和他们的目光，他都视而不见。经过阿良德拉镇时也是如此。离开阿良德拉之后，他看见一个写着“波尔图阿尔托”的路标，它指向主路的右侧，通往塔霍河。河上架了三座桥，连接两座小岛。他望着河东岸那片平坦、荒凉的乡村，停了车。

他关上引擎，从车厢里取出葡萄牙地图。车上的地图还真不少，全部整齐叠好并归了类。一幅全国地图，一套区域地图：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里巴特茹、上阿连特如省、下贝拉省、上贝拉省、滨海杜罗以及上杜罗。甚至还有附近的西班牙省份地图：卡塞雷斯、萨拉曼卡和萨莫拉。看来对于所有通往葡萄牙高山区的可能路径，伯父都为他做足了准备，其中也包括走冤枉路和迷路。

他研究了一会儿全国地图。正如他的判断，塔霍河的西面和北面是葡萄牙的沿海地区，城镇星罗棋布；相比之下，塔霍河东岸与西班牙边境之间的偏远地带则人烟稀少，只有布朗库堡、科维良和瓜达几座城镇在图上闪烁着刺眼的危险信号。或许他能想办法绕过它们。除此之外，都是诸如罗斯马尼尼亚尔、梅莫阿或扎瓦的村庄。怎么会有司机害怕这种地方？他从没听说过这些鸟不拉屎的村子。

他发动汽车，踩了一通脚踏板，然后把变速杆推到一挡。还算顺利。他向右掉转车头，朝着桥开过去。快要上第一座桥时，他犹豫了。这是一座木桥。他想起三十匹马的比喻。引擎的重量不可能也跟三十匹马一样吧？乌利塞斯神父在海上的经历给托马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神父从安哥拉出发，乘船前往他的新教区——圣多美：

乘船出海如同行走于地狱，更糟的是乘坐一艘恶臭熏天的小型贩奴船出海。船上挤着五百五十二个奴隶和三十六个欧洲看守。海面时而如死般寂静，时而惊涛骇浪，我们在其间备受煎熬。奴隶没日没夜地呻吟哭号。他们的船舱里热烘烘的恶臭渗入了船的每个角落。

托马斯踩下油门。只有鬼魂才让他心神不宁，奴隶不会。他的船必须连跳三下才能过河。在桥上他心惊肉跳，唯恐把车开进河里。等到终于下了第三座桥，到达河的东岸时，他已经紧张到无以复加。他想，既然自己已经开车上了路，或许应该认真学学如何开车。他停下车，从车厢里取出需要的材料。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手捧驾驶手册和字典，用心琢磨变速杆、离合器和油门的正确操作方法。手册让他受益匪浅，不过学到的毕竟只是理论，难的是付诸实践。他发现，顺畅地从空挡（尽管伯父称之为“空挡”，他却没发现它“空”在哪里）换到一挡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跌跌撞撞地一次次尝试，结果只往前移动了大概五百米。整段路上，车不断地发出轰鸣，其中夹杂着咔咔的响声，车身抖个不停，不时熄火。他一边开一边骂，直到夜幕降临。

傍晚寒气逼人，他借助微弱的暮色，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寻找内心的宁静。

如果把葡萄牙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举着金块的那只手就是安哥拉，而另一只揣在口袋里拨弄硬币的手则是圣多美。

在这里，神父引用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商人的话。托马斯研究过乌利塞斯神父注定要经历的那段历史：神父踏上圣多美岛的时期处在“砂糖时代”和“可可时代”之间。十六世纪晚期，圣多美在蔗糖出口上独占鳌头，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今天，它又成为可可豆首屈一指的产地。两度的繁盛之间绵延着长达三百年的低谷，仿佛一潭死水，充斥着贫穷、绝望与衰败。神父短暂的生命正遇上没落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圣多美岛是一个几近废弃的种植园，它被争斗不休的统治阶级占据。他们为了自己的卑贱生计，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就是说，通过奴隶贸易。岛上的白人为贩奴船提供补给——水、木材、番薯、玉米面、水果，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蓄奴，以种植产量微薄的甘蔗、棉花、米、姜和油棕榈。不过他们更多时候还是充当着奴隶贩子的角色。他们不敢奢望与安哥拉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供给相抗衡，但他们跨过面前的几内亚湾就能到达盛产黑奴的贝宁湾。圣多美岛因此成为船只横跨大西洋之前的理想中转站，这条堪比地狱的航线后来被称为“中间通道” (13) ，这个名字让托马斯联想到肠道。它同时也是进入葡属巴西的完美后门，刚好可以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无限渴求。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奴隶来到圣多美。“那只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全是失落的非洲魂灵。”乌利塞斯神父评论道。

他搭乘贩奴船前往圣多美并非偶然。他主动要求成为奴隶的神父，负责拯救他们的灵魂。“我希望献身于卑微者中的最卑微者，那些被人类视为草芥却未被上帝遗忘的灵魂。”来到圣多美时，他这样解释自己刻不容缓的新使命：

一个半世纪以前，一批年龄在两岁到八岁之间的希伯来幼童被带上岛。这些有毒的种子发芽、生长，毒性蔓延到每一寸土壤，腐蚀那些掉以轻心的人。我的使命是双重的——既要把这些非洲的灵魂再次带回上帝身边，还要扯掉犹太人缠在他们身上的肮脏触须。我作为主的使者终日守候在码头，等待满载而归的贩奴船。船靠岸时，我登上甲板，为那些非洲人洗礼，向他们诵读《圣经》。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不知疲倦地向他们重复。我也在偶然间画下了那幅素描。

他虔诚而勤勉地履行职责，引导陌生人聆听一种陌生的语言，步入一种陌生的信仰。在日记的这个部分，乌利塞斯神父的口吻与那个时代典型的神父没有分别——对主笃信不疑，同时无知、自以为是。托马斯清楚，这一切终将改变。

他心绪难平，几番辗转才勉强入睡。他跟这辆车实在是不合，无论开车还是睡在车上，他都难以安宁。

早起他准备洗漱，却发现车厢里没有肥皂，也没有毛巾。和过去几天一样，他下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车启动。他驾车穿过一片平原，路两侧是单调的耕地，前方通往波尔图阿尔托。镇子比他想象中要大。虽然他的驾驶技术已经有了进步，但由此带来的镇定却被四面八方涌出的人潮吓跑了一大半。人们一边挥手，一边呼喊，纷纷靠近。一个年轻人在汽车一侧跟跑。“嗨！”他大喊。

“嗨！”托马斯大声回答。

“这台机器太神奇了！”

“谢谢！”

“你不停下来吗？”

“不停。”

“为什么？”

“我还要赶很远的路！”托马斯喊道。

这个年轻人走开了。另一个年轻人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与托马斯对话。等到他放弃了，又有人顶上来。在穿过波尔图阿尔托的整段路上，托马斯一直在高声喊话，满足着在车旁跟跑的陌生人的好奇心。最终到达市郊时，他只想振臂高呼，庆祝自己终于能熟练操控这台机器，不过他的嗓子已经哑了。

车渐渐驶入开阔的乡间，他看了一眼变速杆。过去三天的路程不算短，这台机器的耐力也毋庸置疑——但蜗牛也很有耐力。驾驶的优势只有在高挡位才能体现出来，手册上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明确，伯父在里斯本也已亲身示范过。他在脑海里不断演练。要么放手一试，要么继续爬行。按照换挡流程，踩离合、松油门、将操纵杆拉到二挡。在这一系列操作中，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路面，也没有紧张到忘记呼吸。离合器踏板不住地抖动，仿佛在告诉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可以放心地松开脚。他照做了。与此同时，他脚下的油门踏板似乎在微微前倾，显得迫不及待。他重重踩下去。

这头巨兽跃至二挡，一路飞奔。路面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逝在车轮下，他感觉不再是车在前行，而是大地从脚下被拽走，仿佛那种把桌布从摆满物品的桌上猛然抽走的危险戏法。大地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似乎它也清楚，这种戏法只有以电光石火的速度才能奏效。之前他害怕开得太快，现在却害怕开得太慢，因为一旦二挡失灵，后果不仅仅是他撞上某根电线杆一命呜呼，整块脆弱如瓷器的大地也会与他同归于尽。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状态下，他俨然是一只在茶托上叮咣乱颤的茶杯，眼中闪烁着骨瓷般的光芒。

他坐在座椅上纹丝不动，实际却风驰电掣。他亢奋地瞪着前方，内心却憧憬着静谧祥和的风景，像是他前一天见过的宁静葡萄园，或是乌利塞斯神父时常漫步的海滩——在那里，细小的浪花在他脚边纷然落下，仿佛抵达终点的朝圣者五体投地的拜伏。但神父的心里也有自己的苦恼，不是吗？正如托马斯今天在这台地狱般的机器里颤抖不止，乌利塞斯神父在日记里写下那些痛苦的感悟时，手也颤抖不已吧。

神父对于圣多美的美好幻想很快破灭了。对他来说，岛上的自然环境比安哥拉好不了多少。同样的连绵阵雨和持续高温滋养了蔓生的植被。这里的雨季暴雨如注，雨水的间歇是令人窒息的潮湿暑热，两者都让他不胜其苦；到了旱季，滚烫的热浪挟着地面上挤得出水的雾气，同样让他叫苦不迭。他对这种桑拿房一样的天气厌恶至极：“它让绿叶歌唱，让人类死亡。”除此之外，岛上生活充斥着种种不快：制糖厂的恶臭、糟糕的食物、肆虐的蚂蚁、大如樱桃核的虱子，还有他的左手拇指上感染的伤口。

他谈到一种“混血的沉默”，一种小岛的湿热与岛上不幸居民之间的结合。这种混血的沉默无处不在。奴隶们精神萎靡，做什么都需要有人逼迫，就算干起活来也一言不发。至于那些注定在圣多美度过余生的欧洲监工，他们的命令往往简短而缺乏耐心，奴隶即使听清了也多半不会立刻执行，话音落下又是深深的沉默。奴隶在种植园里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没有歌唱，甚至没有对话，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沉默变得更加难以回避。一天的劳作结束后是无言的晚餐、独处，然后是辗转难眠。圣多美的夜晚比白天更喧闹，那是昆虫的狂欢。日出之后一切周而复始，沉默依旧。

滋养这种沉默的是两种情绪：绝望与愤怒。或者，借用乌利塞斯神父的话，是“黑色的深渊与红色的烈焰”。（托马斯对这两者是多么熟悉！）他和岛上神父的关系日趋紧张。他从未透露自己的不满源自何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都很明确：他和所有人都越来越疏远。在日记里，有关他和欧洲同胞之间往来的记述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他还能和谁交流？社会地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白人与奴隶之间的友好往来困难重重，哪怕这个白人是位神父。奴隶来了又走，与欧洲人的沟通仅限于他们瞪大的眼睛。至于本地土著，他们都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或者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有求于白人时总是战战兢兢。和白人交易，为他们工作，然后从他们视野里消失——这是最佳的策略。乌利塞斯神父伤感地写道：

土著的小屋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空虚如涟漪一般在白人身边漾开，将他们孤立。我也不例外。我是一个在非洲的孤独的白人。

托马斯停下车，仰头望了望天。下午的天气已经转凉，层云蔽日，不再适宜驾驶。他决定今天到此为止，应当适时钻进貂皮大衣。

第二天沿途人烟稀少，直到科索。那里有一座横跨索拉亚河的小桥，狭窄的桥身下一群白鹭和苍鹭静静地伫立水中，汽车靠近时才惊觉飞起。他欣喜地望见一片橘子树林，那是晦暗天空下仅有的一抹亮色。他盼望太阳能探出头来，因为只有阳光才能造就风景，只有阳光才能让色彩浮现，让轮廓凸显，让生机勃发。

他在一座名为蓬蒂-德索尔的小镇外停了车，走路进城。步行让他身心舒畅。他大步流星地倒着走，几乎已经连蹦带跳。不过，他身上怎么这么痒？他忍不住挠着头皮、脸和胸口。原来是身体急需洗澡了。他的腋下已经散发出异味，下体也一样。

他进了城。人们盯着他，惊讶于他走路的方式。他找到一间药店，希望能买到汽油——伯父叮嘱过他，要尽可能多地补给。他询问柜台前的男人有没有汽油。他接连换了几种名称，那个不苟言笑的人才点了点头，从货架上取下一只小玻璃瓶，看样子还不足半升。

“还有吗？”托马斯问。

药剂师转过身，又取下两瓶。

“我还想多买些，谢谢。”

“没有了。这是我全部的存货。”

托马斯心里一凉。按照这种补给量，他需要扫荡蓬蒂-德索尔和葡萄牙高山区之间所有的药店。

“好吧，那我就买三瓶。”他说。

药剂师把汽油瓶拿到收银台前。付款的手续一切如常，那人的举止却有点儿古怪。他用一张报纸将那三个瓶子裹好，然后，当另外两个人进店时，他匆忙把包裹塞给托马斯。托马斯注意到那人正死死盯着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禁挠了挠头。“有问题吗？”他问。

“没，没问题。”药剂师回答。

托马斯一头雾水，却也没再说什么。他出了药店，在城里转了一圈，记住之后的行车路线。

一小时后他驱车回到蓬蒂-德索尔，一切都不对劲了。他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城里兜的圈子越多，就越引人注目。每个拐弯处都有一大群人围观。在一个急转弯处，当他手忙脚乱地转动方向盘时，车再次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