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

伊恩·弗莱明言而有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就联系了洛根·蒙斯图尔特，并给他在海军情报处找了个工作。这个鼎鼎大名的情报部门位于摩尔大街的海军部，一九三九年，指挥这里的正是约翰·戈弗雷上将（弗莱明是他的助手）。蒙斯图尔特被任命为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特别部门）上尉。在情报处内部，他被分配到宣传部门，专门负责监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出的情报，还要按照指示，想办法聪明地确保这两个国家中立。一开始，他只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媒体上刊登反德故事（一般是跟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关的）。蒙斯图尔特还主张向里斯本、波尔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等主要城市的市民散发传单。他喜欢海军情报处：这个机构的气氛轻松且略显放荡，但工作效率高到令人自豪。他还觉得，自己身穿手腕处带波纹状金边的海军蓝色制服（由伯恩＆米尔纳裁缝店手工缝制）显得相当时髦。

一开始，芙蕾雅带着史黛拉住到了柴郡的娘家，不过，大家预料中的伦敦大轰炸一直没有发生，她们便在一九四〇年初搬了回来。彼得·斯卡比尔斯自愿加入消防后备队。本·利平和他的家人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离开巴黎，在圣詹姆斯的杜克大街又开了一家小画廊（还是叫“利平兄弟”）。战争期间，服役士兵和军官是不准写日记的。洛根似乎知道这一点，他的记录经常被打断，除非发生了什么让他特别有兴趣的事。

6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我把福斯蒂诺的米罗画作拿到本的画廊，把它们在画廊地板上摆开。他简直是一把抓住了椅子，才没有惊得当场倒地。“你知道这样的收藏意味着什么吗？”他说。我解释了它们奇特的来历。“好吧，我猜东西在谁手里基本上也就算是谁的了，”本说，“你真的不知道它们属于谁吗？”我告诉他，这是个谜，欧内斯特·海明威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本似乎全身都在颤抖，大概是因为他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不停地说，这种事画商一辈子可能也就碰上一两次。我说我现在很缺钱，它们已经在我家的橱柜里放了三年了，我必须做点什么。最后，本付了我三百英镑，他说他会代表我把最大的那幅画卖掉。至于什么时候卖，他也不确定；他要等到市场价合适，或完美买家出现的时候再出手。他对我简直是感激涕零，但又因为没能立刻交割而不那么感激。保罗·克利病得很重[1]，他说，他提出再给我一百英镑，买下我那幅克利的小画。我说我暂时还不想卖，非常感谢你。

在英国广播公司旁边的餐厅吃午餐——猪肝香肠和沙拉。难道食物定量配给已经开始了吗？跟杰弗里·格里格森（一个易怒又暴躁的人）聊到乔伊斯，不过我对《地平线》[2]赞不绝口，多少平息了他的怒气。

6月26日，星期三

海军情报处新来了一批指挥官，其中一个竟然是詹姆斯·范德普尔——我的中学同学。他的身材还是和从前一样结实健壮，但他现在蓄着尖尖的姜黄色胡须。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我认为，他发现我是他的属下后有点尴尬。我们去格林公园散步，回忆在艾比的生活。他跟我说了一些同学的近况，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今天傍晚接到迪克·霍奇打来的电话。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他，我也是海军。做什么呢？他问。机密哦，我说。能严肃地说出这句话，感觉好极了。

7月8日，星期一

戈弗雷和弗莱明把我和范德普尔叫去，问我们对里斯本熟不熟悉。我说，很熟悉；范德普尔说，不熟悉。“至少有一个熟悉的，”戈弗雷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去的就是那里。”我问为什么。因为温莎公爵去了那里，戈弗雷说，他坐飞机逃离了他在法国的住处和不断逼近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我们需要盯着他。大使馆不能监视他吗？范德普尔问（我感觉他不大想去）。显然，大使是个神经质的人，军情六处安插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是个嗜酒狂，大家都讨厌他。公爵的地位相当微妙，戈弗雷继续说，他不能回到这里（出于家庭的原因），但我们又不能冒险让他落入纳粹之手。我说：“我见过他一次，在比亚里茨，一九三四年。”弗莱明看着戈弗雷，仿佛赢了赌注。“我就跟你说了吧，蒙斯图尔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神秘地说。

我回家跟芙蕾雅说了这个消息。我说我不会有危险，因为要去的是里斯本，她似乎并不担心。“你会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吗？”她说。我告诉她，我会为我俩喝下一整瓶红酒。

7月10日，星期三

里斯本。范德普尔和我从普尔港乘坐桑德兰海防司令部的水上飞机出发。一路顺利，没有麻烦。里斯本挤满有钱的避难者，欧洲所有乱七八糟的人似乎都来这儿寻找安全出路了。头一回，我奇怪地感觉到，里斯本和葡萄牙都处在旧世界的边缘。在这非常时期，担惊受怕的过客们聚集在此，远眺浩瀚明亮的大海，寻找某种安全的信号。

我们去大使馆报到，一个叫斯托普福德的男人冷冷地接待了我们——他是所谓的“财政专员”，实际是军情六处在葡萄牙的头儿——他颇不情愿地给我们做了情况简介。随着法国的加速沦陷，公爵及公爵夫人在六月十九号坐飞机离开了他们在昂蒂布的别墅，带着随从和领事馆的一些工作人员经由陆路去了马德里。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九天美酒美食的宴请，然后才来到葡萄牙。他们目前住在葡萄牙百万富翁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在卡斯凯斯的房子里，离市区大概一小时车程。“我不知道海军情报处会以为有什么事是他们能做而我们做不到的，”斯托普福德恶狠狠地说，“那房子里有我们的人，周围全是葡萄牙警察。他就是放个屁，都不可能逃过我们的耳目。”

我们离开时，我对范德普尔说：“这个酒鬼，还挺会安慰人的。”“我觉得他看起来非常正派。”范德普尔说。不知为何，我觉得我们这位范德普尔并不适合情报工作。我们回到乌烟瘴气的旅店，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它有个贴切的名字，“伦敦公寓”。范德普尔爬上床，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流感。

7月11日，星期四

范德普尔发高烧了。今天晚上，我去参加大使馆的酒会，认识了大卫·埃克尔斯[3]，他在这里好像是个幕后智囊——消息非常灵通，他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能力也相当怀疑。他定期跟公爵见面，但我感觉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公爵表示，除非他未来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和公爵夫人的地位有了确定的保证，否则他是不会离开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埃克尔斯说，“想想我们现在的可怕处境吧[4]。”我又说起我在比亚里茨见过公爵的旧事，埃克尔斯差点给我一个拥抱。他立刻邀请我明天晚上去别墅参加晚宴。“我就跟他打过个照面。”我说。“没关系，”埃克尔斯说，“他周围全是疑神疑鬼、给德国人通风报信的资本家。你会是一股清风。”

刚刚回去见到范德普尔，把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他怒不可遏，禁止我去赴宴。我说只有戈弗雷才有这样的权力。给芙蕾雅写信，告诉她我将和戴维及华里丝[5]共进晚餐。到时候可有故事说了。

7月12日，星期五

要去公爵位于地狱之口[6]的别墅，得开车去几乎是欧洲大陆最西的位置，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住在海角悬崖上一幢粉红色的大别墅里，周围松林环绕。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们经过贝伦和埃斯托里尔，沿海滨公路到了卡斯凯斯。在前往卡斯凯斯（在别墅上面的小山上）的路上，我们被警察拦住两次。他们显然戒备森严。我们把车开进大门时，埃克尔斯提醒我，见到公爵时应“深鞠躬行礼”，但见到公爵夫人时，微笑握手就够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能称呼她“殿下”。我说我明白了。

别墅坐落在高高的石墙后面，又大又舒适，还有游泳池。里卡多·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他的妻子玛丽在露台上迎接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端来喝的。在场的还有一对夫妇，姓埃塞卡。接着，我们就等待。继续等待。很多人暗中打量着我们，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时不时离开去跟用人说几句悄悄话，最后，温莎公爵及夫人终于从他们的房间下楼来了。

第一印象。两人的穿着打扮完美利落。公爵像个缩小版的美国电影明星，身材瘦削，矮小精悍，花白的金发向后梳着，穿着裁剪完美的晚礼服，手里随意地拿着一支香烟。公爵夫人应该四十五岁左右，同样娇小玲珑。他们如同一对漂亮的瓷娃娃，让你想放到壁炉架上的那种。我比他俩都高很多。公爵夫人化着浓妆，全身穿金戴银。她毫无表情，像戴着面具，下巴上有个挺明显的凸起的痣。轮到我时，埃克尔斯介绍了我，并提到比亚里茨。

“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见过面，阁下。”

“你打高尔夫，谢天谢地。”他转过身对公爵夫人说，“亲爱的，这位——呃，这位亲爱的先生——一九三四年也在比亚里茨。你还记得那次假期吗？是不是很开心？”

“我喜欢比亚里茨。”她说。

“我也是，”我说，“实话说，我觉得——”

“而且他还打高尔夫。”公爵说。

“戴维，不要这样插嘴。这位……什么先生？”

“蒙斯图尔特。”

“蒙斯图尔特先生正要跟我们说在比亚里茨发生的好玩的事呢。”

这时，有人打断我们，带我们进屋晚餐。我坐在埃塞卡夫人和玛丽·埃斯皮里托·桑托旁边（她有着欧洲富婆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态度，相当迷人）。埃塞卡夫人说西班牙语和磕磕巴巴的法语。玛丽说着流利的英语。埃克尔斯和公爵夫人经常一起开怀大笑：似乎非常开心。我当时心想，要记住这一刻，洛根——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海边的漂亮房子，事无巨细都照顾周到的用人，还有美食与美酒。战火中的世界。

我们离开时，公爵找到我，问我明天下午有没有空去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我说我还真有空，非常感谢，等等等等。他逗留了片刻，我说，在经历了横跨欧洲的艰难旅程后，他的身体状况还这么好，真是令人高兴。他脸色一沉，闷闷不乐的，压低声音说：“我在这里就是个囚犯。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和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什么都没有。”我深表同情，我们约定明天三点在俱乐部碰面。

开车回里斯本的路上，埃克尔斯得知这个约定后颇感兴趣。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洛根，要是你能告诉我，你向海军情报处汇报了哪些事，我将感激不尽。”当然没问题，我说。接着我又补充道：“你知不知道我上哪儿能搞到一套高尔夫球杆？”

7月13日，星期六

陛下的政府慷慨地为我采购了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他们？）太大方了，我装备齐全地出发前往埃斯托里尔高尔夫俱乐部打球。公爵、埃斯皮里托·桑托和一个名叫布里托·埃·库尼亚的人半小时后也都来了，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大概十来个葡萄牙探员。公爵说他想跟我打两球，并催促另外两人先发球。天气炎热，海上吹来微风。球场的地面被阳光烤得很硬，青草枯得都能燃烧了。我的第一杆让球在球道上跳了出去，就像在水泥路面上那样，弹了足足三百米。不过草坪浇过水，打起球来如果速度快还是可以的。

公爵落后了十二点，但他打得很冷静，从不冒险。打到第三球，我们停下来抽烟，让埃斯皮里托·桑托和库尼亚继续打。我把自己的球往地上扔去，它发出如同玻璃弹珠掉到柏油路面上的咔嚓声。“别人跟我说过，这就是在热带打高尔夫的感觉。”我说。

“哦，那我很快就会有许多机会练习了。”公爵阴郁地说。

“我不太明白，阁下。”

“他们要把我送去巴哈马。我要去当总督。”

“巴哈马？应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