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 汤顿市，萨默塞特郡（2/2）

里宾特洛甫先生估计还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到，爵爷于是就建议先带客人参观一下达林顿府——这个策略曾帮助不少精神紧张的客人放松下来。不过我在继续忙我的工作的时候，多次听到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府里不同的地方不断地表达着他对于当晚那次会晤的疑虑之情，达林顿勋爵对他的反复安抚也终归是徒劳。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听到哈利法克斯勋爵惊呼道：“我的天哪，达林顿，尊府的这些银器真是太赏心悦目了。”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赞誉自然是非常高兴，不过这个小插曲所带来的真正令人满意的结果却是两三天后才出现的，达林顿勋爵特意对我说：“顺便说一句，史蒂文斯，咱们的银器那天晚上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使得他整个的心绪都为之而一变。”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爵爷的原话，所以那可绝非是我个人的想入非非：银器所保持的良好状态对于缓和那晚哈利法克斯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做出了虽说微不足道却又是意义重大的贡献。

话已至此，关于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情况我再多说几句或许也不为过。当然，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里宾特洛甫先生是个大骗子手：那些年间希特勒的计划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欺骗英国，隐瞒其真实意图，而里宾特洛甫先生在我们国家唯一的使命即具体地实施这一骗术。如我所说，这是大家普遍持有的观点，我并不想在此提出异议。然而，令人着恼的是听到大家如今说起这件事来的那种口气，就仿佛他们从未有一时一刻上过里宾特洛甫先生的当似的——仿佛就只有达林顿勋爵一个人相信他是位高尚的绅士，只有爵爷一个人跟他建立过工作上的关系似的。事实是，在整个的三十年代，里宾特洛甫先生在所有那些最为显赫的宅第中都被视为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甚至是位光彩照人、富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间，我还记得仆役大厅里随侍主人来访的仆佣们围绕着“那位德国大使”的所有那些话题，从他们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本国的许多最为显赫的名媛和士绅都很为他着迷和倾倒。如前所说，听到同样这些人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况居然完全变了样，尤其是有些人说到爵爷的那些话，实在是令人着恼。只要看看他们其中几位当年的邀客名单，你立刻就会明白这些人有多么伪善；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当初里宾特洛甫先生不仅仅是在同样这些人的餐桌上用过餐，而且还经常是作为贵宾被奉为上座的。

不仅如此，你还会听到同样这些人说起来就好像是因为达林顿勋爵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那些年间的几次德国之行才受到了纳粹的特别礼遇。如果，比方说，只要《泰晤士报》刊登一份纽伦堡集会[5]期间德国人大宴宾客的邀客名单，我想这些人肯定就不会这么大言不惭地胡说八道了。事实上，英国最为显贵、最受尊敬的名媛和士绅都曾受到德国领导人的殷勤款待，而且我敢发誓，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从德国回来以后对于招待他们的东道主都赞誉有加。任何对于达林顿勋爵当初是在跟一位众所周知的敌人暗通款曲的暗示，都可以说是只图自己方便而完全罔顾了当时真实的政治气候。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声称达林顿勋爵是个排犹主义者，或者说他跟类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那样的组织过从甚密，这都绝对是卑鄙龌龊的无耻谰言。这类说法只能是那些对于爵爷的为人一无所知之辈的诬罔之词。达林顿勋爵对于排犹主义憎恶之极；我就亲耳听他在好几个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他在面对排犹主义情绪时的厌恶之情。还有人指控爵爷从不允许犹太人踏入达林顿府一步或者从不雇用犹太员工，这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信口雌黄——唯一一次例外或许就是三十年代发生过的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结果后来却被言过其实地大肆渲染。至于说到那个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我只能说任何有关将爵爷跟这些人联系起来的说法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我要说的是，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6]，领导“黑衫党”的头目对达林顿府的造访最多只有三次，而且全都是在该组织成立的早期，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背叛其初衷。一旦黑衫党运动的丑恶嘴脸大白于天下——且不说爵爷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看穿了他们的真面目——达林顿勋爵就再未跟这些人有任何瓜葛了。

再怎么说，这类组织对于本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而言也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您应该能够理解，达林顿勋爵是那种只会致力于那些真正的核心事务的绅士，而且多年以来他所努力罗致的也都是那些对于这类令人厌恶的边缘组织避之唯恐不及、距离十万八千里的人士。他们不但备受尊敬，而且都是对英国的政治生活具有真正影响力的人物：政治家、外交家、军方人士和神职人员。的确，这其中就有犹太人，单单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有关爵爷的大多数传闻是多么地荒诞无稽。

不过我跑题了。我谈的原本是银器，以及哈利法克斯勋爵跟里宾特洛甫先生会晤的那天晚上，达林顿府的银器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请允许我特别澄清一下，我可从来就没有暗示过一个原本极有可能令我的雇主大为失望的夜晚，完全是因为银器擦得雪亮就变得无比成功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达林顿勋爵就曾亲口表示过，那些银器至少有可能是那晚使来宾的心情大为改观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如果我在回顾这样的事例时怀有一种称心满意的心情，或许也不算是太过荒唐可笑吧。

我们这一行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无论为什么样的雇主服务都是没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的；认为我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那种理想主义——即我们这些做管家的应力争去为那些能够促进人类福祉的伟大的绅士们服务的这种观念——只不过是唱高调，并无现实的基础。当然，显而易见，散布这种怀疑主义论调的个人，结果无一例外地证明自己只是我们这一行中的平庸之辈——他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跃居显要位置的能力，所以只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同行拉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这样的观点。即便如此，如果能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举出一些实例，以清楚地烛照出他们是何等大谬不然，这仍旧是令人感到满意的赏心乐事。当然了，我们所追求的是为自己的雇主提供全面而又持久的服务，其价值绝不该被降低至几个特定的实例——比如上述跟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关的这件事。但我要说的是，正是这一类的实例，透过时间的流逝愈加清晰地彰显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此人曾经有幸身处于那些重大事件至为枢纽的位置，实践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且此人或许有权利体验到一种满足感，这是那些安于为平庸的雇主服务之辈所永远无缘体味的——这种满足感就在于，它让你有理由可以说，我所付出的努力，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毕竟对于历史的进程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不过也许一个人不该如此频繁地回望过去。毕竟，摆在我面前的仍有要求我尽心服务的好多个年头。法拉戴先生不仅是位最好的雇主，他还是位美国绅士，这肯定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向他充分展示英国最高的服务水准。既然如此，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当下就是至为重要的了；必须谨防因为过去所取得的一点点成就而滋生任何自满的情绪。因为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达林顿府内的现状已经显得不那么尽如人意了。近来已经出现了几次小小的疏失，这其中就包括去年四月发生的那个跟银器有关的小插曲。万幸的是当时法拉戴先生并没有客人在场，不过即便如此，那对我而言也是极端难堪的一刻。

事情发生在某天上午的早餐时间，在他那方面，法拉戴先生——要么是他宅心仁厚，不忍苛责，要么就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所以对那次差错的程度缺乏认识——自始至终未曾有过只字的埋怨。他在餐桌前就座以后，只是拿起一把餐叉细看了一下，用指尖碰了碰叉尖，然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晨报的头版新闻上去了。他整个的姿态都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做出的，不过当然了，我已经全都看在了眼里，马上快步走上前去，拿走了那样碍眼的东西。可能因为我心里不安，动作太快了一点，因为法拉戴先生略为有些吃惊，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我拿着那把餐叉快步走出房间，没作任何耽搁马上又拿了一把令人满意的餐叉回来。我朝餐桌走去的时候——法拉戴先生显然已经全神贯注于他的报纸当中——我也想到我可以悄没声地把餐叉放在桌布上，不要打搅了我的主人读报。可是，我已经想到了法拉戴先生有可能是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才佯装浑然不觉的，如果我这么偷偷摸摸地把餐叉换回去，恐怕会被主人误解为对于自己的疏失我非但不痛心疾首，反而自鸣得意——或者更糟，是试图予以遮掩了。正是为此，我于是决定我应该带有某种强调的意味把餐叉放回到桌上才算合适，结果是又让主人吃了一惊，他抬眼一看，又嘟囔了一句：“啊，史蒂文斯。”

类似这样的疏失，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自然是对我身为管家的自尊心的一种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认为这只是人手短缺造成的，并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的先兆。并不是说人手短缺的问题无足轻重；不过只要肯顿小姐当真愿意重返达林顿府，我相信这样的小小疏漏也就自然会成为过去。当然了，我们必须谨记，肯顿小姐在来信上并没有愿意复职的明确表示——顺带提一下，昨晚在关灯之前我又在房内重读了一遍。事实上，我必须承认确实有这种可能，即我出于一厢情愿的工作上的考虑，而过于夸大了她那方面有此意愿的蛛丝马迹。因为我必须承认，昨晚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还真的很难明确指出她来信当中有任何一段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了她想回来工作的愿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也不值当地再在这样的问题上煞费苦心地去思忖揣测，因为很可能在四十八个钟头之内我就能够跟肯顿小姐当面进行晤谈了。不过我还是得承认，昨天晚上我躺在黑暗当中，听着楼下传来的店老板和老板娘洗洗涮涮的声响，我还是颇花了不少的时间，在我脑子里反复地琢磨肯顿小姐信中的字句。

[1]集镇（arket town），定期举行集市贸易的市镇。

[2]萧伯纳（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费边社会主义者，主要剧作有《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皮格马利翁》、《圣女贞德》等，获一九二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3]哈利法克斯（edward frederick ldley wood halifax，1881—1959），英国保守党人，历任印度总督、上院领袖等要职，在外交大臣任内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后任驻美大使，称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一世。

[4]里宾特洛甫（joachi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战犯，外交部部长，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曾任驻英大使，一九三九年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5]纽伦堡集会（nure rally），即德意志帝国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八年每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权后尤其成为盛大的年度纳粹宣传活动。

[6]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osley, 6 baro，1896—1980），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头目，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一年在下院工作，相继为保守党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工党党员，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在工党政府任职，一九三二年创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