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所闻，有所见（1/2）

这辆德卡威突突地响着穿过村子，一路驶过那些正墙面闪着黄色光泽而阳台刷成紫色和米色的房屋：若干鞋店，一家铁匠铺，一座墓园；墓园里一位妇人在哀悼中吮吸着拇指。

隆隆作响的车子驶过了一条偏僻的沥青街，路过了和楼房一般高的黏土矿山，而教父这阵子在大声斥责什么呢？答案可以从他的嘴唇动作读出来。他正勃然大怒；就是这同一个教父，当年路易斯在圣马可教会医院受洗时，就是他从牧师手中夺过洒圣水的掸子，在受到惊吓、满脸起皱的小蠕虫头顶挥舞，这景象在奥德纳尔德的施坦街10号客厅里的一张照片上还可见到。照片斜插在《善良牧羊人》 [24] 的画框里。也是这位教父，每一年在路易斯勇敢地朗诵完自己写的新年献诗后（献诗结束总是要再鞠一个躬，如释重负又志得意满地说出“你的受洗教子尤其祝愿我们能继续长长久久地生活在一起”），他会抓住路易斯的手腕，松开攥紧的拳头，一边把头扭向其他方向，一边塞进五法郎，这可鄙的钱财。正是这位教父，以前把自己称为“塞涅夫教授”。“我还以为，您是教师呢。您是哪个专业的教授？”——“生活艺术这门专业，仁慈的女士！”这位教父现在正训斥着自己的儿子，而后者在这个局促、气闷的小车里失魂落魄地紧贴后座靠背坐着。经过了黏土矿之后，路边展开了黑麦田，地形不再那么高低起伏，指向屈尔内、劳维和凡尔德格姆的路牌一一出现。

这会儿教父已经停止了怒骂，但是还没有平静下来。“斯塔夫，”他说这话的声音清晰可闻，“我很理解，你有自己的某些信仰。一个男人，要是什么信仰都没有，就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但是拜托你，斯塔夫，还得注意风度（ ilya anière）。”

“在弗兰德就得说弗拉芒语。”爸爸叫了起来。我看到方向盘前那个男人一脸讪笑，但这两人都没注意到。不对，教父看到了男人的肩头在抖动。

“霍尔斯特，往前看。”教父牙齿间嘶嘶出声。

一队送葬的人走了过来。一个喝醉了的修女被两名脖子上套着哀悼花环的军官架着走。一个军乐队。这步履拖沓的送葬队，成员看上去一个个都像是用硬纸壳剪出来，又描上了样子，由一个笨手笨脚的小男孩用看不见的线拉着往前走似的。这男孩会拉着他们蹦起来，小步跑，跳起舞：复仇日 ，砰嘁哐啷，赎罪日 ，砰砰！ [25]

“斯塔夫，”教父用无奈的口吻说道，“你是个好小伙儿，但不是个好商人。”最狠毒的侮辱莫过于此了，爸爸在汽车坐垫里沉得更深了。

“斯塔夫，我觉得我是在对一堵墙说话。”

在墓园里，伴有抽泣的女人们的黑色队伍在十字架之间四散开来，又在新挖出的坟墓前重新聚集。在那里，那位哀悼的女人在她黑色的面纱下那么响地嘶号出她的痛苦，周围站立的人都红了脸，相互推搡着。

“斯塔夫，你捣鼓那张雷克斯纸条，闹得真是无法无天了啊。我难道就这么把你教养大的吗？”

“不是你把我教养大的，是婆妈妈。”这样的话，爸爸是永远不敢说出口的。他也不会叫他母亲婆妈妈。在教父——他的父亲说话时，他是永远不会打断他的。

“……我还不就是单单为了你，我的接班人，才把生意经营得这么大，在整个西弗兰德都找不到竞争对手？”

“父亲，在整个西弗兰德再没有第二家批发商会经营学生用品了。”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人能和我们竞争。”

墓园里落下了一群乌鸦。这些鸟儿拍打着翅膀，四处刨弄挖出的泥土。一个身着黑衣的男人用一把雨伞驱赶它们。

“斯塔夫，你为什么要让我在西弗兰德的所有修道院丢人？你放心好了，管家嬷嬷现在肯定会拿着电话不放。就连代因泽的迈利珂冷修道院的修女，都会听到她说，发生了件多么可笑的事儿……”

“雷克斯不可笑。”

“雷克斯会胜利的。”前面男人说。他用巨大的、肉乎乎的、泛红的手把方向盘转得像羽毛那么轻巧。

“霍尔斯特，往前看。”

“比利时要么变成雷克斯，要么就得死。”

“霍尔斯特，说够了吗？”

教父从皮包里抽出一管嗅上去有薄荷脑味道的细筒，拧松了些，插进了自己的鼻子里。他的眼里流出泪来。他哀叹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上天的主啊，告诉我。我所做的都只是为了我的家人，我的孙辈，尤其是为路易斯好。”

最后那一段爸爸也听到了吗？就算听到了，他也没表现出什么来。霍尔斯特哼起了《蓝色多瑙河》，他的脚在加油踏板上敲着圆舞曲的拍子。所以德卡威才会这么摇摇晃晃吗？回头问问弗里格。

“斯塔夫。”

“是，父亲。”

“我这一辈子之所以能有点儿成就，我之所以被大家认可，不仅仅在菲利普斯·凡·德·艾尔萨斯兰，就连远在瓦勒另一边的最小的村子里，在任何有学校或者修道院的地方，我都被视作找对了位置做对了事儿的人，就是因为我嗅觉好。我一嗅到哪里可以做生意，我就下手。就为了这个，我才受到了尊敬，不论是作为商人，还是作为人。其实还不止这些。某种意义上，我是个牧师——我不是获得了主教的特别许可，能在天主教学校里给人带去我的货物吗？不是吗？现在可好，我的未来，还有你的、路易斯的未来都成了赌注，就因为你，斯塔夫，因为你用你这些政治宣传丢人现眼。而且还是给雷克斯做宣传。小子，我希望，莱昂·德雷勒 [26] 对你的奖赏够大方。他给了你多少钱？五千法郎？比这更多？每一千法郎加三十个银币，好在整个公众 面前作践一下我？”

“根本就没几个人注意到。”

“哎哟，哎哟 ，你把你自己的孩子叫作没几个人？这可真是个猛料啊。这我可要告诉路易斯的母亲。她要听到她生的伢子是‘没几个人’，一定会吃惊的。”

“伢子？”

“儿子，这样好懂些了吧？斯塔夫，回答我的话。别想把我就这么当傻子糊弄了。”

现在，在寄宿学校墙外，教父说的是粗俗的弗拉芒语。他拥有一张教师资格证书；他很多年来都坚持在一切生活状况下都说标准弗拉芒语，甚至违逆着婆妈妈的意愿和她也说弗拉芒语，而她早就忘了当初也是因为他说话文雅才嫁给了他。后来，一天下午，“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教父与几个朋友拜访了“弗拉芒文学之王”赫尔曼·特尔林克，在他位于奥斯都因柯尔克的别墅里。在那里他染上了说颤音r和拖长的高音aa的习惯，路易斯从他这里继承了这一习惯，并以此在圣约瑟夫寄宿学校的修女和同学那里收获了嘲讽与讥笑。但是从那个在奥斯都因柯尔克闲聊文化和科学的下午开始，教父就开始用瓦隆区方言，说出瓦隆人的词汇，让家中亲友和他常去的酒馆“格略宁尔”里的人们都格外惊讶。说得倒也不频繁，因为他当然不愿意显得平易近人，不过在打牌或需要干脆快捷地做出一个回应时，他就会出其不意地来两句。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年前，他在吃圣诞晚餐时说到过：“赫尔曼·特尔林克走到地下室里去，取来了苹果酒，在他倒酒的时候，他妻子走进了沙龙。你们知道，这个大人物，这个虽然不一定放浪不羁，但肯定超凡脱俗的英才做了什么吗？他走到她面前，在她脸颊上吧唧吻了一下，说：‘啊，偶的好丫头，ku bi uns bi!这边这些伙计们是天足教会学校里的教书师傅哟。偶们还要捯饬会儿哪。’我们都惊呆了。后来我们讨论这事儿的时候一致认为，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被攻击得这么厉害的男人，他证明了他是真正地、谦虚地心系民众，他尊重我们民间的语言，我们最早的那些普通百姓用的语言。”

那个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寡妇哪儿去了？军乐队轻轻奏响了曲子，配合着歌唱：“多么可怕，让人心惊胆战；多么严厉，那现身的判官；所有控诉，他都拷问一番 。”一座打哈欠的坟墓，发出臭味的泥土。棺材中的孩子还有着余温，下面那口棺材中的父亲早已经成了冰冷的混凝土。在孩子的嘴唇之间夹着一枚金币，一块金路易。

教父一语不发地指挥霍尔斯特在最靠近坟墓的地方停了车。他脚穿着那双闪闪发光的鞋，站在了坟墓边缘。爸爸蹑手蹑脚地跟上他。站到自己父亲的背后时，爸爸伸出了戴着手套的拳头，张开手指，一把抓向教父的后腰。教父绊了个趔趄。

爸爸没有把这位学生用品大王推进坟墓里，而是挠了挠他。教父转过身来。两个塞涅夫先生像兄弟一样哧哧地笑起来。他们现在要把松动的泥土扔进去了吗？

霍尔斯特留在了车旁边，用一块毛巾擦发动机盖。尽管他装出没有注意到路易斯的样子，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瞧，我这么高、这么壮，简直伤害不了任何人，包括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被派来保护你的。”

教父叼起了一只白陶烟斗，那是莫娜姑妈，他最钟爱的女儿从巴伐利亚带给他的。

“霍尔斯特！”

“什么事儿，教授先生？”

“您为什么把雷克斯海报贴到我们的轿车上？”（“我们的 轿车”，因为是教父付钱买的。）

这男人没有回答。不值得他费这个劲儿。他身怀另一个任务。

“很可能是个孩子干的，说不定就是修道院学校里那些不守规矩的小子中的某个鼻涕鬼。”爸爸说。

“是个身高一米五的孩子，”教父若有所思地说，“不然他肯定够不着后窗玻璃。”

“或者是个罪犯。”爸爸说。

教父鄙夷地皱起了鼻子，就像金马刺战役 [27] 爆发前一年，法国国王在看到衣袍华贵、姿态高傲且派头十足的弗拉芒贵族代表团时做出的样子。

“罪犯。”教父说。手指着围绕在敞开的坟墓周围的那群人，因为他们没有哀号，没有悲痛得拔头发或扯衣服，他们甚至都没有叹气，仅仅只是四下里站着，冷冷的，向前弯着身子，像是墓园里四处可见的白色大理石雕的哀悼圣母像 [28] 。“够了。”教父说。两只飞蛾飞出了他的嘴。“够了。”教父说。他弯身下去，对棺材里还有体温的孩子说“够了”。棺材四面都已经渗入了地下水。小轿车发动机突突响地驶入了奥德纳尔德的施坦街，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门槛上站着战栗的妈妈。

不，这不可能，妈妈正躺在图胡瓦博胡的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盖着羽绒被，她被撞伤或摔断的腿或肋骨让她根本起不了身。

路易斯大口地吸了吸空气。灌木丛后走过了两个修女，从她们的步伐中他认出了修女克里斯。远远地可以听到刚踢完足球回来的霍屯督人的叫嚷。路易斯就着湿了的膝盖继续往下滑，滑进了灌木丛深处，把脸埋进苦涩的叶子里。

妈妈受的伤，完全是他的错。假如他待在家，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在碎片四溅的那一刻他会接住她，就在她梦游到她卧室旁的走道上，摔倒了，弄断了两边手肘的时候。

那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假如他在寄宿学校惦记着她的话。（不是偶尔想一下，而是有目标的、冷静的、频繁的想念，要在她寻求保护的、犹豫的、摸索的身影，以一双白色的走不稳的脚走向楼梯那一刻，用这想念抵达她。）假如他的想念、他的祈祷在她还安睡的时候能够包裹住她的话。假如她接受了，吸入了他的想念的话。她就会醒来，会低声说：“我在，我的路易斯，我在，尽管叫妈妈。”还会刮刮他的鼻子。摔倒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假如根本没有他的话。因为假如他不在这世上的话，她就不会在楼梯口犯头晕。因为生他的时候，她的血液里染上了什么东西，这是诺拉姑妈告诉他的。假如根本没有他，也绝不会出现这一刻：她那因为生他而遭了损伤，变得虚弱的灵魂决定将他这危险的新生儿，这拖累人的孩子一股脑儿送进修道院学校。

出生到世上也会带来痛苦。这是路易斯无法想象的，虽然他立刻就相信了。他也不愿去想象，出生和沾满屎的床单，以及招来所有邻居的大声哭叫是连在一起的，还有拒绝和催促，还有“用力压”。

“康斯坦泽，”诺拉姑妈说，“你绝不可以用力压，永远不可以。”

“可我能做什么，教授在那儿喊着‘用力压，用力压’啊？”（妈妈，调皮的口吻。）

“我会说，‘教授先生，您自己来压一下啊，不然就别烦我。’”妈妈笑了。那是四点钟，她和阿姨在吃蘸榅桲果酱的黄油面包。诺拉姑妈说，咖啡里有太多的菊苣了。他听到妈妈在客厅里大笑，一边在厨房餐桌上继续玩他用硬纸剪出来的小骑士和贵族小姐。

“我记不起那些事儿了，”妈妈说，“我只记得，痛得不得了。这我还记得。我都想从窗户跳出去，我都快被扯碎了，但是女人身体里肯定是有什么机关，一旦把这事儿挺过去，它就会消灭一切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