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家（1/2）

一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颗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1936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日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的多了，还能措个词，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唤做独眼小高。解放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道。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得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得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40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吐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个新事物，高立宽在学习班学的。

所以79年李明奇来家，就算高雅风不说，他也知道这是李正道的儿子，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瘦高，挺长的脖子，眼窝深陷，像个德国鬼子。打过招呼李明奇掏出个手绢，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裤贴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个边儿。高立宽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坏。高雅风二十三岁，在变压器厂工作，长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点突出，牙也有点往外噘，顶着嘴唇，但是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说的，虽然年纪不大，一旦让她说起来，便跷起腿，一只手拽着脚腕子，眉飞色舞说几个小时也行。就靠这张嘴，说动了老师，给她弄了一个假病历，于是没有下乡，初中毕业早早就进了变压器厂，每个月领二十多块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可是79年秋天的这天下午，高雅风老老实实坐在李明奇旁边，没有说话，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见猫，再怎么抖机灵也是没用的。她看着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着给李明奇倒茶，心里一边觉得果然是亲姐，平常怎么闹还是给她些面子，一边嘴痒痒想说点李明奇的好处，可是看见高立宽浓浓的挤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李正道去了学习班，真个一个月没回来，高立宽依旧耍着光棍，白天上班，晚上喝酒，这点工资都捐了饭店。高立宽喜欢请客，因为工龄长，段级又高，工资比别人多，主要是喜欢那个热热闹闹的气氛，喝完酒去澡堂子一泡，泡完倚着澡堂的大长皮椅子聊天，修脚，喝半夜的浓茶。过了十天，差不离把李正道这个人忘了。一个月之后，李正道回来，他看见李正道理了个新发型，头发长了，梳得很齐整，先前有点连鬓胡子，都剃光了，穿着一身蓝色的的确良中山装，一头扎进了厂长的办公室。高立宽心想，你个什么东西？我的手艺你才学了点假把式，去了趟学习班就自己换了身皮，回来不先见师傅，跑到厂长那里露脸，等你换上工作服，我再拾掇你。他没想到，往后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没穿过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宽的车间做副主任，主抓生产线改造，伺候几个俄国人，然后又做了全厂的工会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领头，揪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了材料，把厂里几个搞古版印刷的老师傅点了名，“文革”前，他已经是副厂长，市里的毛选都是他主持印的，还去周边的地级市传授过先进经验。高立宽看在眼里，没觉得多么不舒服，一个人是哪块料，活着活着就会显露，这个李正道就算没有这个机会，迟早也得跳出来，成个人物，单说每次讲话不拿讲稿，说得条条是道，主席的语录张嘴就来，高立宽就觉得比自己强了不止两条街。况且李正道每次见到他，都叫师傅，搞几次运动，也没刮着他。高立宽有时候叫他李厂长，他不让，说，叫我正道，没您没我。还算吃过了炒菜，没忘了大马勺，高立宽心想。不过这二十年过去，直到“文革”来临，把李正道打下马，牛棚没蹲，厕所也没让他扫，只是抄了几次家，游了几次街，坐了几次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不再让他印毛选，工作呢，回到车间，换上工作服当工人，这二十年间，高立宽对李正道还是有几点不满意，第一，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个，管生不管养，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九个孩子见天儿在街上乱跑，穿鞋没有脚后跟，大的带小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第二，自打学习班回来，再没给他烤过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说改天给他烤兔子，一直没有兑现，高立宽的直觉告诉他，兔子比鸡好吃，可是一直没吃着，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和谁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当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这么草率，死前也没把他当朋友，高立宽意见很大。

高立宽喝了一口茶，看着他的老婆赵素英，终于说了话，掌柜的，给下锅面条。赵素英比高立宽大，大四岁，相貌一般，个子矮，裹过脚，还结过一次婚，也在印刷厂工作，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高立宽的眼睛算个残疾，所以算是般配，何况赵素英前面那一轱辘婚姻，没有孩子，丈夫暴死，来了高家之后，三年一个，生了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高立宽感到满意。唯一的问题是，赵素英性格慢，高立宽性格急，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才发现，实在太慢，两根电线杆子能走半个小时，你这边火上房了，她那边歪在炕头睡着了。做饭好吃，但是从买菜到做熟，得几个小时，高立宽饿得跳脚，喝多了酒打她，没用，你打完她，正在气头上，她把摔碎的碗筷收拾好，坐在板凳上开始听匣子了，穆桂英挂帅。高立宽后来想起过去的资本家，觉得自己在新中国虽然已经翻身做主人，可是又落到这个慢性子手里，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掌柜的。掌柜的赵素英从板凳上站起来，到厨房拿了一个大面板，撂在炕沿上，又从厨房拿了一个大铝盆，上面用屉布罩着。几个人都能闻到铝盆里的碱酸味儿。今天包饺子吧，赵素英说。高立宽心头一惊，家里的钱给赵素英管，掌柜的管钱，天经地义，赵素英节俭，存折在哪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赵有个小手绢，里面包着零钱，他要买酒，赵就折开手绢，拿出一张零票子给他。今天竟然吃饺子，而且看来早有准备，高立宽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赵不应该对李明奇这么重视，不给他好脸，他要是识相自己走掉就是，另一方面，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他一边琢磨着，一边从炕里头把小方桌拉了过来，摆在了炕中央。

二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问题就出在，因为睡着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哎，是小峰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我就怕她说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大姑给我拿的，毕业五年了，钱我一直没还，其实一共三万，想还也还了，不过她给我拿钱的时候说是给，没说是借，我就认为是一种捐献，欠的是情，不是钱。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几个条件最好的，也愿意当家主事。后来她有时候和我联系，让我去看我奶，从北京到锦州倒是不远，只不过锦州确实没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岁之后就有点糊涂，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从没去过，大姑就在电话里说，我也不让你还钱，就让你来看看你奶，就你这么一个大孙子，你也就这么一个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放个屁都可能过去，到时你想见就得看照片了。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难过，马上答应去，放下电话又觉得太麻烦，终归还是没去。可一回味，这个不让还钱有点微妙，似乎还是借给我，只是不着急要，本质和过去有了区别。我说，大姑，你给我卡号，我一会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么多年算上通货膨胀，我给你打四万吧。大姑说，你这孩子听话就能听半句，我没说钱的事儿，我说有正事找你。我说，您说。她说，你二姑夫李明奇丢了。还有你哥，李刚，也丢了。我口渴，没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说，啥？啥叫丢了？大姑说，就是找不见了，俩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脑，然后就再没回来。我说，报警了吗？大姑说，你哥是个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刚放出来，你二姑说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邻居借了钱，现在邻居天天敲他们家门，所以是处心积虑，咱们别报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实在不行再经官。我说，那您坐火车去沈阳吧，我在北京给您打打下手。大姑说，狗东西，你大姑腰脱五年，还不是你爸死的时候护理你爸累的，你赶紧给我回沈阳找去，找不见我把你奶送回去。这句话有分量，主要包含两个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时候，我妈六神无主，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大姑从锦州过来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检查，把腰闪了，再没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这个情况，就把我奶接走了，给我和我妈减轻了巨大的负担。我说，姑，我不是推脱，我是学法律的，现在在银行当法务，不是搞刑侦的，专业不对口，另外我奶在您那住惯了，您也说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经不起折腾，咱们不要意气用事。大姑说，你是翅膀硬了，还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说，公检法不分家，你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着，要不然我给你奶买张火车票，去你单位静坐，别看她糊涂了，腿脚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顺便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这个年假答应我妈，带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剧，想去香港吃吃便当。实话说，我也想去，想去迪斯尼，坐坐半空中翻滚的那几个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从来不恐高，而且有个特点，喜欢上高，我爸活着的时候，一跟我妈生气就自己上房顶坐着。我妈说，你是猴子变的？我爸也不言语，坐到天黑，下来，气就全消了。领导听说我要请年假，有点不乐意，我手里压着六七份合同，还没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没请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点玩了一半，有时在国外遥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张嘴，他也没提出大的异议，让我注意安全，心别玩散了。

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家里没人，电饭锅还热，刷好的碗搁在水池边上，还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阳正式进入冬天，我家是个老小区，暖气没有分户，大家谁也不交钱，但是如果一点暖气不给，又怕冻死几个，闹成新闻，于是就给一点，手凉的时候能摸出一点温度。我妈那双深红色的羊毛拖鞋摆在地上，已经瓢得不成样子，好像两只烤地瓜。这还是我上班第一年春节时在无印良品给她买的，我妈说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应该改嫁。我说全没这个意思，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我妈脚干，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袜子的毛屑渗进裂纹里，看着很不舒服。这两年事情多，没有注意她的脚怎么样，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进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个木书柜，一把能旋转的塑料椅，一盏旧台灯。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经比我高，现在到我下巴，衣柜顶上摆着我的储蓄罐。一只微笑的小猪。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一晃半年多没回来，我拉开抽屉，里面摆着钢笔和钢笔水，还有我初中时买的打口带，一个老外吹的萨卡斯。每次回来都很匆忙，这个抽屉已经好久没有拉开过，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有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送给我的贺卡。我一点点翻看，在紧底下，没有记错，我收藏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小玲，我今天临时出差，你给小峰做饭，馒头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职业生涯的后期，经常被派到各个村庄去修理拖拉机，这个便笺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饭，这点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户冲东，窗外是一个大酒店，挡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光，只有到傍晚时分，夕照日的光经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进屋内一点。这时酒店的窗户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着帘子，有一扇没拉，一个保洁工人在里面铺床，双手抻着被单，用力一甩，罩在一张洁白的双人床上。

门响，我妈回来了。我推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我妈正在脱鞋，她弯着腰抬头看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遛弯去了？她的头发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见她大了一圈，体型倒没怎么变，还是微胖界人士，穿着褪了色的红羽绒服像一只棕熊。跟楼上的二嫂去广场了，她说。她每天活动的区域不会超出周围两公里。我说，妈，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丢了吗？我妈说，知道，你二姑前天给我打了电话，你吃饭没？我说，在车站吃了，俩大活人咋说丢就丢了呢？我妈说，我问你，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说过几句话？我回想了一会说，我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我爸去世的时候说了两句，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我妈说，我再问你，你爸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过几趟？我说，想不起来了。她说，来过一趟，你爸住院一个月了，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来了，坐了二十分钟，买了两斤苹果一盘香蕉，扔了二百块钱，就这么一次。我说，啊，我都忘了。我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从小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但是这种事我记得清，一样一样都码在光底下。我说，光底下？她说，就像光照着，那么清楚。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妈瞪着我说，你就为这儿回来的？我说，啊，我大姑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妈说，请了假？我说，请了年假。我妈说，香港还去不去？我有点愧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说，妈，明年。我妈说，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着你？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俩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清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放弃，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可惜我让她失望，想来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馊主意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的房门没开，我站在房门口听了一会，她应该是起来了，不过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许就是在坐着。我找东西吃，饭已经做好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小碗鸡蛋糕，都温在电饭锅里。一个棕色的电话本，放在饭桌上。我翻开，是我爸的字迹，记着很多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电话，不知换是没换，看字迹至少是十年前写的。铁百东，第一个胡同右拐，看见一个卖布鞋的门脸再右拐，二单元三楼，黑色盼盼防盗门。铁百就是铁西百货商店，位于铁西区的中心，我小时候去过，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对面是一家新华书店，有两个开放式的书架，其余的书都在售货员的背后，想看或者想买，需让售货员扔过来。小本的其中几页写着好多数字，轴承6个，螺丝8盒，折叶7盒，汽油3桶，底下写着一个字：欠。看样子是当年做工人时记的账。我敲了敲房门说，妈，本我拿上了。没有回答。传来一声窗帘的滑动声，不知是拉开还是拉上。我穿上羽绒服走出门去，把电话本揣在怀里。

几乎没怎么变，还是一个十字街。除了新华书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必胜客。铁西百货没有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买了两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还在，也做寿衣。几个老人穿得圆滚滚，戴着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楼三单元，确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盗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像一张波普艺术的画。门旁边有一个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写着：高雅风。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一个声音说，谁？我说，二姑？那个声音说，谁？我说，小峰。高小峰，你侄儿。那个声音说，我侄儿？然后听见拖鞋蹭到门口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劳驾你把猫眼的广告撕了。我撕下，听见里面说，真是我侄儿。门开了。

二姑变得很小。像一只猴子。不过确实是我二姑，我意识到即使她变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认出她来。她的头发掉了一半，不是整个的一半，是间或的一半，挨着另一根头发的头发掉了，不过还是努力朝一边梳着，看着更显稀楞楞的。两腮塌进去，脸上都是老年斑，牙也掉了许多，笑起来牙床隔着嘴唇驽动，走路时脚在地上拖着，抬不起来。房子的格局跟我记忆中一样，中间是厅，两侧是南北双卧。她引我进南屋，北屋是我哥的房间，我小时候去玩过，还睡过他的床。不过现在门关着。南屋的床上有两个包子，一个吃了一半，露出酸菜和鸡蛋，另一个僵硬了，像一团水泥。电视开着，一个女人在唱歌。我过去知道她得了风湿病，难以下楼，现在回想，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很久之前，于我却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她的手变形了，像鸡爪，用三根手指钳着一杯水递到我面前来。

二姑说，来就来，还买啥东西？你妈挺好的？我说，挺好。二姑……二姑说，你爱听歌，还是爱看电影，电影频道有电影。我说，都没关系。二姑，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二姑说，上次见你，是你爸出殡，五年前？我说，五年前。二姑说，也是冬天吧，我哭得太厉害，好多年不出门，一出门就是这种事，你多担待。我说，二姑，你这说的啥话，不哭才有问题。二姑的房间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地上的红色地板已经不红，但是没有灰尘，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棉袄，有点大，但是袖口没有一点污渍，脚上穿着红袜子，看上去是崭新的。二姑回头指着窗外说，小峰，你瞧见那个有个烟囱没？我伸脖子看，说，瞧见了。确实有一个烟囱，暗红色，在一百米开外，没有冒烟，侧面镶着一排铁梯子。二姑说，就是这个东西，把你二姑妨了。我说，二姑，我没太懂。二姑说，就是这个烟囱，妨了你二姑的命，病老不好。我没有言语。二姑说，你现在出息了，在北京做头脸人，去找人说说，把这烟囱扒了吧。我说，二姑，我虽在北京，就是个银行职员，管不了烟囱。我看这烟囱不冒烟，梯子也锈了，你不碰它，自会有人扒它。二姑说，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十五年了，它还在那妨我。前两天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你现在不得了，跟刘sir吃过饭，一个烟囱治不了？我说，二姑，我妈这话说大了，刘sir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就算我是头脸人，跟他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您说对不对？二姑沉吟了一会说，不该跳舞。我说，啥？二姑说，这辈子就让跳舞毁了。我说，不是烟囱？她拿起包子看了看，又放下说，烟囱是烟囱，跳舞是跳舞。年轻时跳舞，遇见你二姑夫，这是第一毁。上班后跳舞，跳了一宿，出了一身汗，直接去上班，让风扫了，钻进骨头缝，得了风湿病，这是第二毁。教会了你二姑夫，我跳不了，他一直跳，终于人跳没了，这是第三毁。这辈子就毁在跳舞上，小峰，你饿不，去冰箱里拿点东西吃。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站起来走到厅里，拉开冰箱门，发现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包子。我把门关上，回头看她，她眼睛盯着电视机唱歌的女人，用脚尖轻轻打着拍子。

三

掌柜的赵素英手握菜刀开始剁馅，高雅春知道她妈话少，刀架脖子上说饶命都得合计半天，怕怠慢了李明奇，就开始找话说。高雅春念的卫校，是个护士，这么说来一家子人里学历最高，所以平时主事儿，当半个妈使，也有信心敢说话。她知道妹妹高雅风是个肤浅的人，过去谈朋友，介绍人说半天没用，家里金山银山没用，看了照片才决定见不见。说白了，就奔个模样。这让高雅春很是担心，所以前几次相亲她都跟着去，一看对方是绣花枕头，当场就给搅和黄了。高雅春本人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隔壁医专的男同学，分配到锦州当大夫。模样一般，人很本分，家里都见了，很相中，秋天就去锦州办事。这个夏天其实高雅春心情挺复杂，一是要离家远去，锦州也在省内，但是火车要六个小时，平时想是回不来了，担心家里头。二是，到了锦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得适应，过去就听说过个笔架山，退潮时露出条小路，可以直接行到海中的山上去，涨潮时小路被淹没，若是没回来就得困在山中。想到去那里落地生根，心里有点忐忑。三是，临走前，想给家人一人织一件毛衣，时间越来越紧，还没有织完。高雅春从包里拿出一罐茶叶，这是托朋友在铁西百货买的铁观音，到外屋拿开水沏上，给高立宽倒了一杯，给李明奇倒了一杯。李明奇欠了欠屁股说，姐别麻烦。这回离近了看得真切，这个李明奇确实长得可以，不但浓眉大眼，鹰钩鼻，两只眼睛的睫毛足有一寸长，忽扇忽扇的，好像眉底落了两只蝴蝶。

高雅春说，听说明奇在军工厂上班？李明奇说，是。高雅春说，好单位，是不是还得保个密？李明奇说，也没啥，具体的工作不让说，但是总之就是造降落伞的。高雅春说，降落伞？李明奇说，好多个车间，都和飞机有关，我的车间造降落伞。高雅春突然觉得此人高雅了一点，不知是为啥，她说，听说去年还是先进？李明奇说，也没啥，我搞了一个发明，改动了降落伞的一个小部件。高雅春觉得此人又高雅了一点，竟还是个爱迪生。高雅风此时插嘴说，他还没说完。这句话起了作用，高立宽也斜着一直眼朝这边看，高旭光本来在看书，这个高旭光是个书虫，“文革”时看大字报，下乡时看字典，回城后分配到拖拉机厂，下班就钻图书馆，性格随了他妈，平时没声，书看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咂摸。高立宽却极爱这个小儿子，常说两句话，第一句说，掌柜的，要不是你生了小旭子，我打你更多。第二句是，掌柜的，我们这印刷厂就指着小旭子这样的人活，爱看字儿。高旭光这时也抬起头来，听李明奇的下文。李明奇喝了一口茶水说，我弄的降落伞虽说只是改了一个小部件，但是作用不算小，主要是开伞比过去更快，整体也降了分量，虽说比美国人的沉一点，不过已经接近。没人敢试。我就自己试了一次。高旭光问，你怎么试的？李明奇说，飞机上，五千米。落下出了点小故障，锁扣卡住了，弄了半天，比预计开伞的时间晚了三秒，也偏了靶点，落在了树上。第二次就好了，实验比较成功，所以得了个先进。高立宽心想，这小子跟他爸一样，爱往上走，迟早摔得惨。高雅春听得心惊胆战，她是护士，有点医学常识，五千米落下，稍有闪失准成肉泥，落在树上，运气不好也是骨断筋折。高雅春说，发明是发明，实验是实验，咱好不好以后专搞发明，不搞实验，这次命大，下次命小，都保不齐。高雅风笑说，这家伙不是命大，是骨头轻。我和他跳舞，他跳女的，我跳男的，拿手一带，他就转起来。高雅春瞪了她一眼，高雅风马上把嘴闭上。李明奇说，我确实比一般人轻一些，不是分量，我有一百四十斤，但是不知为啥，感觉比别人轻，小时候跟我爸放风筝，有一次我爸做了一个大蜈蚣，那天风很大，我被风筝带起来，脚离地飞了一百米，撞到个邮筒才停下来，后来我爸再也不带我放风筝了。高立宽知道有这么一个风筝，用的特种纸，还是他给弄的。想起李正道，高立宽心里又是一紧，这个徒弟心灵手巧，可惜死了，留下一大窝孩子，这个李明奇是老大，帮着他妈拉扯剩下八个孩子，经过这么多困难的时期，一个没死，他还进了军工厂造了降落伞，也算是有出息。高立宽又想到，因为这么多年生李正道的气，从来也没伸手帮过什么忙，一勺豆油都没借过，想到自己五大三粗，心眼比针鼻还小，就眨了眨那只独眼，叹了口气。

高雅风听见高立宽叹气，心里发慌，想是刚才说跳舞的事情惹恼了他，便拿眼睛戳李明奇，引他往放在炕头的军包里看。李明奇站起来，从军包拿出两瓶西凤酒，放在方桌上。高立宽看见酒，翩腿上了炕，指了指李明奇说，上来坐。高雅春并不知道高立宽的心里活动还有内疚一环，只觉得这个爸虽是一家之主，其实内心简单，两枚糖衣炮弹就击穿了心扉，又想到自己就要远嫁，更加担心起这个家来。李明奇站起来，试了一试，发现裤子太紧，上炕盘不下，就说，叔，我在炕沿陪你，这两瓶西凤酒是我爸留下的，当年舍不得喝，埋在院子里，抄家没给抄走，今天能喝多少喝多少，剩下的给您留下。高立宽说，你能喝多少？李明奇说，我看状态，睡饱了的话，能喝半斤。高立宽说，够使，今天这酒剩不下。掌柜的，先别剁了，炸盘花生米，也让我们消停会儿。赵素英放下刀，在围裙上蹭了蹭手，去外屋生炉子。高旭光站起来往外走，李明奇说，旭光不喝点？高旭光回头说，最烦这个。说完拎着书走出房门去。这时候正是中午，夏日的阳光正照在房顶上，胡同里头卖冰糕的老郝太太推着冰糕车走过高家门口，旭光拦住她，掏出五分钱买了一个冰糕，顺着梯子上了房顶，在斜沿一躺，又把书看起来。高旭光从十几岁起，就下了两条决心，一是不喝酒，滴酒不沾。二是不打老婆，无论老婆怎么惹人厌，不行就离，绝不打她。要说大部分的儿子，无论怎么努力，内心里总有个核心的部分，和父亲相连。就像影子，无论怎么歪歪斜斜，总是离不了本人的脚后跟。这个高旭光是个另类，从十几岁起，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高立宽的所有东西都扫地出门，终于长成了一个和高立宽完全不同的男人，这个不同的程度怎么说呢，就像x和y的不同。

花生米端上来，杯子摆好，高立宽说，再拿一个。于是三个杯子摆在两人面前，高立宽都给斟满，说，正道，世事无常，没想到这么多年没吃上你烤的兔子，却和你儿子喝起你留下的酒。还是有缘。你走得早，我也迟早得走，先走为大，我先干了这杯。高雅风无所事事，坐在板凳上抱着双腿看两人喝酒，这一中午她憋了一肚子话，憋话比憋尿还难受，尿憋住实在不行可以尿裤兜子里，话憋不住也不能站起来喊出来。高立宽喝酒从来不让女人上桌，要不你可以吃他剩的，要不你就抱个碗坐凳子上吃。赵素英一般都在灶台吃饭，站着就吃好了，因为人又矮又瘦，食量小，钳两口就饱了。此时正在煮饺子。高旭光可以上桌，可是他不愿意对着他爸吃饭，于是其实高立宽每天晚饭如果在家吃，都是一个人吃，一个人喝，喝几个钟头，往炕头一倒就睡了。礼拜天如果没人引他出去，他就从中午开始喝，也是喝到半夜，一倒睡了。所以高雅风看着高立宽和李明奇喝酒，心里火急火燎，这要是喝到半夜，她这肚子话就得憋到半夜，想到这里她下意识地晃动双腿，直想挠墙。高雅春有事干，她从炕柜里拿出针线，开始打毛衣。高旭光有个旧毛衣，穿的都是窟窿，她给打散，掺上新线，重新织一个。高雅风看见，马上把两手伸出去，让她姐把线绕上。想了半天，高雅风终于找出一句话，她把头挨过去小声说，姐，咱爸今儿要大。高雅春说，大就大，满意就行。高雅风点头，觉得她姐还是她姐，生在头里，多吃了几年盐酱，能沉得住气。

李明奇这点随了他爸，能喝一斤半，就说能喝半斤。饺子上来时，两人无话，已经各喝了三两酒，李明奇面不改色，花生米一夹一个准儿。高立宽有点喜欢，家人没人陪他喝酒，这小子懂事儿，每次碰杯都矮半截，热饺子往他面前挪，凉的放自己跟前儿。高立宽说，掌柜的，饺子不错。赵素英并没有听见，她端着一缸子凉白开，爬上梯子，递给高旭光，等着他喝干。高旭光问，妈，那个李明奇能喝酒？赵素英说，能喝，你挪挪，这边晒。高旭光说，妈，我也想吃饺子。赵素英说，我专给你包了带虾仁儿的，一会给你端过来。高旭光说，三滴答酱油，四滴答醋。赵素英点点头，顺着梯子爬了下来。

高立宽又喝了二两，醉意熏熏。这是他为人最好的状态，一只独眼看谁都很顺眼。高立宽说，小李，你爸管我叫师傅，你管我叫啥？李明奇说，我叫叔。高立宽摆摆手说，不能这么论，你应该管我叫师爷。高雅风在地上听着有点别扭，这辈儿论得没头没脑。李明奇说，我爸跟您学印刷。我在军工厂，您的本事我用不上。高立宽又摆摆手说，今天我教你点功夫，咱们这辈儿就对上了。说着伸手把赵素英落在炕沿的菜刀拿起来，高家门后挂着一张像，红光满面，笑容可掬，脸庞像一只熟透了的大苹果。高立宽说，看他左眼。说完把菜刀一掷，正中像的左眼。李明奇看那人像上刀痕累累，想来平时没少表演。李明奇说，这我学不了，我没劲儿。高立宽说，什么叫没劲儿，手伸出来。李明奇伸手，白白嫩嫩，像个大姑娘的手。高立宽抓住手往旁边一带，其实想把他拽个趔趄，也想试试他到底有没有力气，没想到李明奇腾空而起，面袋一样摔在窗户根底下。高雅风把毛衣一扔，站起来说，爸，你怎么闹没好闹？李明奇坐起来，爬回原来的位置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忽悠一下，没摔着。高立宽很纳闷，甩了甩手，说，你怎么这么轻？李明奇说，跟您说了，我就是骨头轻。高立宽捏了捏他的肩膀说，有骨头啊。李明奇说，骨头有，但是像是空心的，也许跟我生在吊铺上有关。高雅春有医学常识，知道骨头都是空心的，跟生在哪里更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也没纠正他，知道他是打个比方。高立宽说，怪不得五千米都没摔死你，原来是个鼓上蚤。一会教你轻功。李明奇说，轻功好，这我用得上。高雅风看李明奇没事儿，坐下继续织毛衣，两人都倒满酒，这算是个拜师，又干了一杯。

李明奇的酒量有个限度，就是九两酒。九两酒之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九两酒到一斤半，逐步露出真心，想啥说啥。一斤半之后，一头栽倒，人事不省。这点高雅风并不知道，因为两人舞厅认识，混熟之后偶尔也喝点小酒，但是从没喝到这个程度，高雅风也就喝点啤酒，主要是助兴，要是多喝，回家让高立宽闻出酒味儿，准得拿皮带抽她。所以李明奇喝到九两之后，眼神流变，她并没注意。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旭光在屋顶吃过了饺子，书本盖在脸上，睡着了。这个下午高立宽和李明奇已经聊了不少话，从蒋介石聊到杜月笙，从四人帮聊到叶剑英，从身处的日本房竟有上下水聊到中日建交时的首相田中角荣，这么一聊不要紧，高立宽一生桀骜不驯，在这个下午被李明奇在话上拿住了。凡事高立宽知道个大概，李明奇知道个细节，高立宽知道报纸上写的一二三，李明奇知道报纸背后的四五六，高立宽的见识有一里地，李明奇的见识出了胡同，还能拐弯，一直看到山海关。高立宽从来没佩服过谁，这个下午佩服了李明奇，有志不在年高，怪不得能穿喇叭裤，这里头学问也不小。李明奇指着自己的喇叭裤说，叔，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五脏六腑俩胳膊俩腿不能更换，这衣服却可装卸，所以穿衣服要注意，衣服就是话，穿在身上就是跟人说的一句话。高立宽说，你这行头说的是什么话？李明奇说，说的是，我和你们有些不同。高立宽点头说，是这么个意思，我穿了一辈子衣服，没说过一句话。最后说到李正道，李明奇说，我爸上吊铺吊死前，给我们这九个孩子都洗了澡，最后给我洗，洗的时间最长，说了几句话。高立宽说，说了啥？李明奇说，我爸说，长兄为大，你做得不错，知道疼弟妹，但是还差点意思，差就差在自己还要更加立事做个榜样。人总有一死，有的死在床上，有的死在马上，能死在马上，不要死在床上，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卖西瓜，也要做卖西瓜里的拿破仑。高立宽心里更加服了，自己是永远做不成拿破仑，可是家里有个拿破仑，也让人高看一眼。高立宽说，若是你和雅风结了婚，住哪？这一句话让李明奇从拿破仑又变回了李明奇。李明奇低头说，叔，没地儿住，老二结了婚搬出去了，可家里还有九口人。高立宽说，你住我这儿。雅春过两天要去锦州，住得下。

高雅风听得直发愣，今天本来就是见个面，李明奇除了有个模样，有个单位，要啥没啥，要不是自己已经跟他亲热过，已然贬值，今天说啥也不能把他领到家里，摸老虎的屁股，就像是买衣服，今天本来就是试试大小，没想到不但买了，还送了一件羊毛大衣。这样的速度让她也有点发慌，赶忙在心里掂量两人是否合适。李明奇这人好处是聪明，坏处是胆子有点大，就像打麻将从来不会屁胡，总想飘胡扛开闷三家。但是也不是要命的坏处，保不齐让他胡上一把，就可以站起来不再玩了。还有一个坏处是抠。有点钱都给自己弟弟妹妹花，若不是二弟李明耀已经成亲，三弟李明敏天生小儿麻痹，没法成亲，他还不能考虑自己成家。这么一想，也不是什么坏处，两人结婚就成了一家人，抠是对外人，抠出来的钱还得回到家里，也就是她的手上。想来想去，高雅风感到这辈子都在眼前明晰起来，她活了二十几年都没把她爸拿下，高雅春是长女，说话自有三分威力，高旭光是老儿子，啥也不干也得万千宠爱，她夹在当中，可有可无，没想到今天她领来的李明奇一个下午就把她爸彻底攻陷，以后姐姐去锦州，弟弟万事不管，厂子也有宿舍，她和李明奇住在家里，似乎可以当政，想到这里高雅风的心情很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