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5 1972年（1/2）

卡尔·阿代尔

我一生都轻装上路。我习惯扔掉破旧的衣服和看完的书，甚至塞莱斯汀的字条也不留着。我只有一件家具——一个高档便携音箱。我每听厌一张唱片，就把它扔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可最近几个月，我突然开始怀念自己十年前、十二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扔掉的那些唱片，就连上周才扔掉的唱片里的曲子也会在我脑海里回荡，只有一句歌词或一个字记不起来。渐渐地，我干活时也能听到那些曲子在脑海中回响。我先前的工作是医治荷兰榆树病，除蓟马和乳浆草。现在我来到南方，在飞速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出售并安装预制的园林景观。这是谋生，勉强糊口，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越来越不认真，开始幻想，开始幻听。在图纸上给承包商设计渗流场和化粪池时，我会突然想起一首歌，比如欧文·柏林的经典曲目《孤身一人》和《愉快谈话》；想起由雨果·温特霍特和他的乐队伴唱艾迪·费舍主唱的平缓而毫无感情色彩的音乐；想起帕蒂·佩姬的《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想起《轻轻地，轻轻地》；我还会想起杰伊·p摩根的歌声。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于是承包商便奇怪地看着我。

“别放在心上，”我会说，“听听看吧，能想起后面的歌词吗？”然后我唱了起来：“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给妈妈一个吻别，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后面是什么来着？好像唱的是妈妈在乡下的旧习惯。”

承包商要么哈哈大笑，摇摇头，要么露出更奇怪的眼神，然后辞了我。但我已不在乎。为什么收音机再也不播以前那些经典歌曲了呢？我还想听乔·“芬格斯”·卡尔的音乐呢，还有《龙舌兰》。

端着一杯冰镇玛格丽特鸡尾酒，坐在汽车旅馆没注水的泳池旁时，我常觉得伟大的一代逝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其他想法。如今我不再粗心大意。大多数男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会突然不满足过去所积累的一切，而我却完全相反。我想再得到以前扔掉的一切。

我想要那辆分期付了十五次款后却被收回的小汽车；我想要顾客的房子，有些我没进去过，至于那些我进去过的，我还想要里面的房间、浓浓的地板蜡味和烧焦的食物气味；我想要食物，不管它们是否被烧焦了，还想要做那些食物的女人；我想要那些女人的丈夫；我想要站在死胡同里或躺在卡车车厢里的男人，想要已有性伴侣的男人或像华莱士·费弗那样没有任何性经验的男人；我想要世上的所有人，他们彼此相爱、略有薄产、会做饭，而且还记得很久之前的歌曲。

闷闷不乐了几个月后，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向往的是他们的未来，我想像他们一样有孩子。所以，在普莱诺 [1] 分公司的办公室看到塞莱斯汀的字条时，我激动得大声叫了出来，把跟字条一起寄来的那张剪报到处拿给人看。剪报上是甜菜女王的候选人照片，多特的名字被圈了出来。华莱士站在候选人身后，他笑得很开心，戴着新的金丝框眼镜。我向见到的每个人炫耀剪报上的多特，结果却洋相百出。有个经理无法忍受，轻蔑地问我上次见女儿是什么时候。

我辞职了。

我一直这么潦倒，对销售这份工作也提不起兴趣。

我回到旅馆，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老旧的普利茅斯车的后备厢，然后在泳池边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的计划。我常常不知何去何从，就像现在这样。不过最近，漫无目的的日子越来越多，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最久。没拿酒杯，没穿外套，戴着帽子，钥匙环里扣着的钥匙摆动着，我就这么一直坐到黄昏降临，天空变成了橙黄色，霓虹灯一个个亮起，连成弯弓或拉链的模样。可霓虹灯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堆闪烁的形状罢了。我四周一片安静。我坐在那儿，黑暗慢慢降临，蜥蜴在地砖上爬来爬去，我越来越想不通，觉得自己的存在越来越没有意义。我和周围无意义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了一束闪烁的光。

我从未付出，也从未索取，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一无所有。

在那怪异、不真实的黄昏中，我就这样告诉自己。我紧闭双眼，不去看黄昏；紧闭心扉，不去想这件事。我屏住呼吸，在那昏暗、萧瑟、使人窒息的一瞬间，我找回了失去已久的东西。它不是一件物品，不是一个计划，也不是一句记不起来的歌词，而是一种甜蜜的感觉，我只能用甜蜜二字来形容它。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感到纯净极了。

我睁开眼，走下台阶，钻进车里。我全速北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一会儿。我一定要在剪报上的日期之前赶到阿格斯，见一见多特，因为我觉得甜蜜的感觉就是因她而生。其实上次见过她后我就一直担心，不知道她依旧逍遥法外，还是进了监狱。我开着车，觉得好像其他人跟这甜蜜的感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那些我以为已永远离开我的人，比如我妹妹。

我上次见我妹妹时被她打成轻微脑震荡。当时正在吃晚饭，她朝我扔了一个牡蛎罐头，正中太阳穴。我捡起罐头，揉了揉太阳穴，对她说：“你真是六亲不认！”她却对我说，她没有亲人。她太固执，毫不让人。还有华莱士，他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性伴侣。他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像是贴身侍女。他会把我的衣物一一洗好、熨好，包括只穿过一次的衬衫。他给我端咖啡，榨橙汁，就因为我说我喜欢鲜榨的果汁，每晚还给我做大餐。我抽烟时，他唯恐烟灰落在我身上，总会先用手掌接住，再拂进烟灰缸。他在床上也是如此，会竭尽所能地取悦我，却没胆量让自己得到快感。我喜欢自私的人，那样我就不用担心他们在想些我弄不明白的事。华莱士存心想把我气死，虽然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但我知道我俩的关系不会长久。

可我现在回来了。

我带着所有家当，把后备厢和车后座塞得满满的，在狂欢节游行那天的黎明时分到达了阿格斯。我一路开过来，没有休息，手似乎粘在了方向盘上，也可能是直路开得太久，忘记该怎么转弯了。太阳出来了，天空中弥漫的尘埃将太阳光折射开去，太阳看起来格外炽烈。主干道上，所有的商品都在玻璃橱窗内的大托盘里忍受着炙烤，连路标都被晒得发出红色光晕，柏油街道热得发亮。这些街道通向公路。小镇遥远的另一头，热浪滚滚，一阵比一阵热。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两个银色大谷仓，于是就开了过去，想把车停在谷仓的背阴处打个盹，等狂欢节开始就立马元气满满地开过去。

我开到谷仓西面的阴凉处，把车停在一片高高的野生芥菜地里。我下了车，站在杂草丛生的石子路上。天渐渐亮了，刮起了一阵风，大风吹进我的耳朵，双耳隐隐作痛。我忘了北达科他州的风有多强劲。我已很久没有踏上北达科他州的土地了，连巴德兰兹地区 [2] 也没再去过，我和塞莱斯汀是在那儿结婚的。我们请了一位太平绅士 [3] 主持婚礼，说完结婚誓言后，我就带着她和孩子去亚历克斯约翰逊酒店用晚餐，这是拉皮德城档次最高的酒店。我希望婚礼后的塞莱斯汀态度有所好转，所以有意提到我们重新住到一起的事。可塞莱斯汀只是凶巴巴地露出一口白牙，叉起一块沙拉，轻摇着蜷缩在腿上的孩子。

“可别被婚礼冲昏了头脑。”她对着我俩中间的餐桌点点头，仿佛餐桌代表了我，“刚才只是走过场。”

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场不得不结的婚，也不喜欢我们的黑山金牌的婚戒，即便那是她亲自在亚历克斯约翰逊酒店大堂买的。晚餐时，她一直转动着婚戒，仿佛它戴在手上很疼。她甚至一度摘下婚戒，放在咖啡杯杯托上，差点被服务生连着杯托一起收走放进洗碗机。

用完晚饭，我俩就分开了，我继续四处奔波。那时我也第一次真正成为父亲。男人只有在孩子出生后才真正成为父亲，这个道理之前没人跟我说过，我也从未听说过。塞莱斯汀十月怀胎时，我不在她身边，没看到她身体上的变化，没看到她开心或抱怨，所以我内心十分平静。直到看到宝宝多特的那一刻，我才恍然醒悟，原来自己已为人父。

我驾车离开拉皮德城，行驶在不见尽头的公路上，公路位于南、北达科他两州的边界。长途驾驶时我常常哼点朗朗上口的曲子，或是和收音机说说话。但没过一会儿，我就关掉了收音机。午后周围一片安静，我处在一望无际的雪地和枯木的中心，这样的景象让我感到惬意。窗外的景色几乎一成不变，事实上，我一度以为自己静止了。车轮在稀薄的空气中高速旋转，我仿佛被悬在半空，一动不动，犹如一颗恒星。

曾经那阵大风拽着我前行，现在吹的是同样的风，唯一的不同是如今到处都种满了甜菜，阿格斯没人再种谷物了。

谷仓底部由一些四英尺长、两英尺宽的木条拼成，墙面贴的沥青纸有些已翘了起来，财务室被木板钉了起来，牢牢封死。铁路岔道两边杂草丛生，轨道磨损，甚至少了几条枕木。我可能算是非法入侵，而且就我这副模样，就算州警察把我抓起来也不能怪他们。

我看起来脏兮兮的，没刮胡子，没洗脸，还一身尘土，饥肠辘辘。我一直等到九点才去金花鼠餐厅的卡座坐下，点了咖啡和俾斯麦卷。我在那儿坐了很久，看完了整场花车游行，只不过人群拥挤，我只能看到人的后脑勺和花车顶部。我到餐厅的洗手间洗脸洗手，梳好头发，抖去夹克上的尘土。我还往眼部泼了些凉水。但我三天没刮胡子，还穿着一身廉价的蓝色西装，不管怎么看都像个睡眼蒙胧的老流浪汉。

我到露天集市后心里更难受了。游行队伍渐渐走散，一片混乱中，我进错了入口，把车停在了离加冕会场最远的地方。在旋转木马发出的一连串风琴声中，在一片嘈杂与混乱中，我下车瞎转悠，疲惫地蹒跚而行。混乱的场面让人不堪忍受，我走过一排长长的摊位，看到肉铺的卡车时，甚至有点兴奋。卡车停在未修剪的草坪上，在榆树倾斜的树阴下，斯塔孤零零地坐在副驾驶座上。

卡车车窗上满是灰尘，斯塔的脸笼罩在阴影里，有点失真，但岁月似乎未在她脸上留下痕迹。要说她这些年的变化，那就是被磨平了多余的棱角，又增添了几分姿色。她微微侧着头，眼神犀利，一股女王风范。她脖子上戴着一条华丽的红色石榴石项链。

看到那项链，我立马转过头。

有时候，一个小东西或一件小饰物就足以让所有回忆涌上心头。我已记不起上次想到母亲是什么时候。可斯塔的那条项链和母亲当年视若珍宝的那条非常像。或许是那条项链让我鼓起勇气穿过停车场，走到卡车旁，又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那条项链，于是在心底默默期许，既然斯塔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依旧漂亮，那么我可能也没有衰老。

“你不介意吧？”我悄悄溜到驾驶座上，然后关上车门，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抗拒的倦意。车里的空调调到了高档，非常舒适，疲倦袭来，紧张和焦虑、酷热和喧闹声慢慢离我而去。我瘫坐在驾驶座上，完全放松下来。身体慢慢前倾时，我隐约听见自己对斯塔说了声对不起，我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头伏在胳膊上休息。

“我就闭一会儿眼睛，”我听见自己说，“实在太累了。”我仿佛有一瞬间睡过去了，或是出现了幻觉，因为我抓着方向盘，便以为自己还在开车，于是吓了一跳，突然坐直了。

我看了斯塔一眼，但她还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根本没理我，于是我也朝那个方向看去。在枯草坪的另一头，一群人聚在一个木板搭成的摊位边。地上放了一个大水池，水很深，看起来一片漆黑。一个身形干瘪的人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坐在水池上方高高的椅子上，惹人发笑。下面的人正和他开着玩笑，坐在椅子上的正是华莱士·费弗。

“原来他在那儿呢，”我说，“把自己整得像个大傻瓜。”不过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坐在车里，空调声很大，但依然能听到华莱士对掷球的人喊话。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下面的人都笑了，他们把垒球投得很偏，故意不打到控制杆上。这就是受人爱戴的华莱士，大家甚至不忍心在大热天里把他砸进水池寻开心。

我记起该有的礼节，想跟斯塔解释一下，然后就去找女儿多特，就在这时，我俯视着华莱士身后的那排摊位，发现多特就在拐角处。奇怪的是，我大老远开车来见她，可真看到她时却犹豫了，没有下车去找她。多特吃力地迈着步子，低着头，就像一头生气的公牛，所以我看清楚了她的发型，刘海是卷过的，一小缕长卷发垂下来，后脑勺的头发往内卷，还喷了一头的发胶，看起来坚不可摧。

“塞莱斯汀怎么能让她做这个发型呢！”我大声说。还有裙子。多特的上身被那件低胸长裙紧紧裹住，她走路时双脚总是踩在钟形裙摆上。她身后拖着长长的白色后摆，边走边前后摆动着又短又粗的胳膊，活动着戴着手套的双手。我敢肯定她是来找麻烦的。即使离得很远，我还是能看到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多特让我想起了刚上岸的水手，那帮危险的家伙，他们在海上被幽禁了几个月，正找机会施展拳脚呢！

她目的明确，冲到华莱士所在的游戏摊位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柜台，摘下长长的白手套，买了三个垒球。她举起一个球，掂了掂分量，然后瞄准，投了出去。我看呆了，一个，两个，三个，个个都击中了控制杆，但其实一个就够了。华莱士像一道橙色光线似的掉了下去，头上的帽子也跟着飘了下去。

我立刻冲出卡车，迟疑了一下，绊了一跤，又继续跑过去。我抽烟不节制，人也老了，而且此刻背部非常疼，可我还是把所有力气都用在双腿上，飞奔过去。华莱士已经意识不清，我必须赶过去。我简直像在逃命啊。

我从人群中挤过去，和华莱士一样扑进了水池。

我跪在水池里，挪到华莱士身边。他躺在浅浅的塑料水池底部，重得像个熟睡的孩子。他看上去像在打盹，又像已经淹死了。拉他起来时，我身上还滴着水，迷迷糊糊地在水里扑腾，彻底惊呆了。华莱士伸出双手，挣扎着。我把他拉近，然后突然想起该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