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2）
对方是个退役老兵，可不是这么容易退缩的。他转过身，用棍子击打劳埃德。劳埃德轻易地躲过棍棒，又给了他两拳。他的拳头依然落在对方的眼睛四周，皮都打破了。但头盔护住了对方的脑袋，使得劳埃德的左勾拳完全没了用武之地。他把拳头绕过对方所持的鹤嘴锄柄，再次击打对手的面部。老兵放弃了抵抗，鲜血从眼睛周围的伤口涌出来。
劳埃德朝四处看了看，发现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还击了，心里涌起一股原始的快意。大多数观众都已经离开了大厅，留下的都是青壮年。他们拿起椅凳，朝冲锋队员们扑去。这样的年轻人有几十个。
背后突如其来的狠狠一击使劳埃德直冒金星。他回过头，看见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正举起块木头要对他再来一下。劳埃德上前，朝对方的肚子狠狠地来了两下，先是记右勾拳，然后又来了记左勾拳。对方喘着粗气，放下了手里的木头。劳埃德趁势在对方的下巴上来了记上勾拳，男孩一下子晕了过去。
劳埃德揉着后脑勺。他被打得很痛，好在没有流血。
劳埃德的指节破了皮，在流血。他弯下腰，拿起了被男孩丢弃的那块木头。
再次观察四周的时候，他欣慰地发现一些冲锋队员已经撤走了。他们爬上舞台，消失在侧面，多半是想从来时的舞台侧门退出去。
惹起这场群斗的壮汉倒在地上，像是脱臼一样抓着自己的膝盖。威廉·伏龙芝站在他面前，用木头铲子一次次地击打着他，用对方惹起纷争时的用词一遍遍大声重复地说：“你们在当今的德国是不受欢迎的！”无助的壮汉想躲开，但伏龙芝不依不饶地继续追打，几个冲锋队员见势不妙，连忙拽起壮汉的胳膊把他拖走了。
伏龙芝放了他们。
我们打赢了？劳埃德越想越兴奋。可能是吧。
年轻人把剩下的几个冲锋队员赶上台后停了下来。他们大声叫骂，看着冲锋队员消失在舞台侧面。
劳埃德看着其他人。沃洛佳脸肿了，一个眼睛闭合着。沃纳的外套被撕破了，一块布料从衣服上垂了下来。沃尔特坐在舞台正前方的第一排，正呼吸急促地揉着自己的胳膊。伏龙芝用力一掷，手上的铲子从空着的座椅上方飞向礼堂后面。
十四岁的沃纳到底还是个孩子，他兴奋地说：“我们打败他们了，不是吗？”
劳埃德露齿一笑：“是的，我们做到了。”
沃洛佳抱住伏龙芝的肩膀说：“对一群学校里出来的娃娃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对吗？”
沃尔特说：“集会却中断了。”
胜利感被打消，年轻人们愤恨地看着沃尔特。
沃尔特看上去很生气。“孩子们，现实一点。我们的支持者都被那些人吓跑了。他们何时才敢来参加政治集会啊？纳粹摆明了态度。除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集会，参加其他政党的集会都会有危险。今天真正的失败者是整个德国。”
沃纳对沃洛佳说：“我恨那些该死的冲锋队员。我想我也许会加入你们的共产党。”
沃洛佳用碧蓝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低声对他说：“如果真想反抗纳粹，你或许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劳埃德不明白沃洛佳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茉黛和艾瑟尔跑回了礼堂，两人几乎同时开口，如释重负地又哭又笑。被她们一折腾，劳埃德就忘了沃洛佳的那番话，以后也没再想起过。
四天后，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穿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回到家。
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埃里克穿着冲锋队员的棕色衬衫，胳膊上绑着纳粹十字袖章。他还戴着他们的黑色领带，穿着他们的黑色短裤。他以为自己是献身于祖国的爱国战士，但最终不过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
这比支持赫塔队的感觉还要好，那是柏林人最爱的一支足球队。星期六不参加政治集会时，沃尔特经常带他看赫塔队的比赛。两件事都给埃里克一种跟众人在一起同仇敌忾的感觉。
但赫塔队有时会输球，而输球会让他回家后感到很落寞。
纳粹没有输过。
埃里克害怕父亲看到这身制服会责备他。父母和时代的步调不一致，让他很气愤。所有他的同龄人都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一起运动、唱歌，一起在田野和城郊的森林里尽情探险。他们是聪明、健康、诚实、做事有实效的年轻一代。
埃里克非常担心将来某一天也许要参战——像爷爷和父亲那样上战场打仗——他希望自己能为那一刻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德意志战士。
纳粹讨厌共产党，但父亲和母亲也是。所以就算纳粹讨厌犹太人，那又怎么样呢？冯·乌尔里希一家又不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在意？但是父亲和母亲固执地不肯加入纳粹党。算了，埃里克受够了，决定违抗父母的意愿。
他还是很害怕。
和以往一样，埃里克和卡拉放学了，但父母都还没回家。艾达一边为他们端上茶点，一边噘着嘴，用责备的眼神看着埃里克，但她只是说：“你们得自己收拾桌子——我头很疼，这就要去躺一会儿。”
卡拉很担心：“这是你常要去看医生的原因吗？”
艾达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没错。”
她显然在隐瞒着什么事情。艾达生病了，还为此撒谎了，这个念头让埃里克很不安。艾达一直都对他很好。他永远不会像卡拉那样向艾达表达自己的爱，但他其实比表面上更爱她。
卡拉也很挂念艾达的身体：“希望你很快能好起来。”
卡拉最近越来越成熟了，这让埃里克非常困惑。尽管比她大两岁，但很多时候他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而卡拉却时常表现得像个大人。
艾达宽慰他们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埃里克吃了些面包。艾达离开餐厅以后，他嚼着面包对卡拉说：“我在初级组，但十四岁以后就会升级。”
卡拉说：“爸爸会暴跳如雷的，你疯了吗？”
“李普曼先生说，爸爸会惹上麻烦的，如果他坚持要我离开青年团。”
“哦，太妙了。”卡拉说。她话里凌厉的讽刺意味，时不时会刺痛埃里克。“所以，你是准备让爸爸和纳粹干上一仗了。”卡拉嘲讽地说，“真是个好主意，你太为我们这个家着想了。”
埃里克醒悟了。他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除了法国人方丹和犹太男孩洛特曼，班里的其他男生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你让我怎么办？”他负气地说。
卡拉往面包上抹了点鱼酱。“为什么你要和别人一样呢？”她问，“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笨。你曾经说过，鲁迪·洛特曼是班上最聪明的男生。”
“我才不要和他们一伙呢！”埃里克叫喊道，他急哭了，这让他有点窘迫，“为什么我要和没人喜欢的孩子在一起玩呢？”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反抗父亲的勇气——他再也受不了了，当所有德国男孩都穿着制服在操场上玩时，他接受不了自己和犹太人及外国人一起走出学校。
这时，他俩都听到了一声哭喊。
埃里克看着卡拉问：“是什么声音？”
卡拉皱着眉：“我想应该是艾达。”
接着他们听见了更清晰的一声：“救命！”
埃里克站起身，但卡拉抢在了他前面。他跟着她。艾达的房间在地下室。他们奔下楼梯，跑进艾达的小卧室。
靠墙摆着一张狭小的单人床。艾达躺在床上，面容痛苦地扭曲着。她的裙子湿透了，地上有一摊水。埃里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小便失禁了吗？太吓人了。家里没有其他成年人。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卡拉也很害怕——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这一点——但她并没有慌了手脚。她说：“艾达，你到底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我的羊水破了。”艾达说。
埃里克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卡拉也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
“我是说我要生孩子了。”
“你怀孕了吗？”卡拉吃惊地问。
埃里克说：“可你还没结婚啊！”
卡拉生气地说：“埃里克，快闭嘴——你难道连这种事都不懂吗？”
他当然知道，女人不结婚也能生小孩——但艾达不能！
“这是你上星期看医生的原因，是不是？”卡拉问艾达。
艾达点了点头。
埃里克仍然尝试着理解目前的局面。“你觉得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他们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拿条毛巾来。”
“毛巾在哪里？”
“在楼梯口的晾衣橱里。”
“要干净的吗？”
“当然要干净的！”
埃里克跑上楼，拿了一条白色的小毛巾，又跑下来。
“这条不太合适。”卡拉说，但她还是接了过去，擦干了艾达的双腿。
艾达说：“我马上就要生了，我知道，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着她哭了起来。
埃里克看着卡拉。现在她说了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他只能按卡拉的指令行事。卡拉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能保持镇定。但他能感觉到她也很害怕，不像外表那样坚强。埃里克觉得卡拉每一刻都有可能崩溃。
卡拉转身对埃里克说：“把洛特曼医生叫来，”她说，“你知道他的诊所在哪儿。”
这个任务自己完全能对付，埃里克轻松了许多。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如果他不在呢？”
“白痴，问洛特曼夫人该怎么办啊！”卡拉说，“快去——跑！”
埃里克很高兴能离开地下室。里面发生的事情既神秘，又让人恐惧。他一步三个台阶地奔上楼梯，飞一般冲出了门。埃里克至少还知道该怎么跑。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离他家有半英里远。埃里克一路飞奔。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艾达的事。谁是她孩子的父亲？他记得去年夏天艾达曾和保罗·胡贝尔看过几场电影。他们在一起睡觉了吗？他们一定睡过了！埃里克和朋友们经常谈到性，但完全不了解两性关系。艾达和保罗在哪儿睡的呢？不可能在电影院吧？难道两个人不需要躺下吗？埃里克困惑极了。
洛特曼医生的诊所在贫民区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常听母亲说，洛特曼是位好医生，治疗了许多付不起高昂诊费的工人兄弟。诊所在一楼，有接待室和诊疗室，医生一家住在二楼。
诊所外面停着一辆绿色的欧宝四系车，这种外形丑陋的双人座小车常被人称为“三条腿青蛙”。
诊所前门没有锁，埃里克喘着粗气走进门，进了接待室。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大声咳嗽，还有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女子。“有人吗？”埃里克喊，“洛特曼医生在吗？”
医生的妻子走出诊疗室。汉尼洛尔·洛特曼是个五官端正的高个子美女，她严厉地看了埃里克一眼。“你怎么敢穿着这套制服上这儿来？”她责问道。
埃里克愣住了。洛特曼夫人不是犹太人，但她丈夫是——埃里克在忙乱中忘了这一点。“我们家的女仆快生了！”他说。
“你想让犹太医生帮你吗？”
埃里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完全没想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会换来犹太人的反击。但他很快就明白洛特曼夫人的理由很充分。既然冲锋队员在大肆叫嚣要杀死犹太人，那犹太医生为何还要帮助他们雅利安人呢？
他不知该怎么办了。附近还有许多别的医生，但埃里克不知道他们的诊所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助一个陌生人。“我妹妹让我来的。”他底气不足地说。
“卡拉比你懂事多了。”
“艾达说她的羊水破了。”埃里克不知道“羊水”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这个词很重要。
洛特曼夫人瞪了他一眼，返回诊疗室。
角落里的老人咕哝了一声。“我们始终是一群肮脏的犹太人，除非你们需要我们帮忙！”他说，“‘洛特曼医生，你快来吧’‘科赫律师，你怎么看？’‘古德曼先生，借我一百马克好吗？’”说到这儿，老人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从走廊里走了进来。埃里克心想，她一定是洛特曼夫妇的女儿伊娃。他好几年没见过伊娃了。她的胸部开始发育了，但还是矮墩墩的，长相普通。伊娃问他：“你父亲让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吗？”
“他不知道这件事。”埃里克说。
“小不点儿，”伊娃说，“这下你麻烦了。”
埃里克把目光移向诊疗室的门。“你觉得你爸爸会去我家吗？”他问，“你妈妈对我很凶。”
“他肯定会去。”伊娃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竭尽全力治疗。”接着她语带轻蔑地说，“无论种族和党派，他都以病人为先，我们可不是纳粹！”说完她走出了接待室。
埃里克觉得很委屈，他没想到这身制服会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学校里所有人都觉得这制服很好看。
过了一会儿，洛特曼医生出现在诊疗室门口。他对两个候诊的病人说：“很抱歉，有人临盆了，我会尽快回来。”接着，他看了一眼埃里克，说：“来吧，小伙子，坐我的车吧，即便你穿着这身制服。”
埃里克跟着他走出诊所，坐进了“三条腿青蛙”的副驾驶座。埃里克很喜欢汽车，希望尽快能到开车的年龄。平时，坐各种车都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会好奇地看着汽车上的各种按钮，认真学习开车的技巧。但穿着青年团的制服坐在犹太医生旁边，却让他像件展品一样难受。如果被李普曼先生看到该怎么办啊？一路上，他都很苦闷。
好在不远，没几分钟，汽车就开到了冯·乌尔里希家门口。
“生孩子的女士叫什么名字？”洛特曼问。
“艾达·汉普尔。”
“没错，上星期她来过。婴儿早产了，快带我去见她。”
埃里克带医生进了屋。他听到一阵啼哭声，孩子已经生了！他连忙冲到地下室，医生跟着他。
艾达仰面躺在床上。床单已经被血和其他东西浸湿了。卡拉怀抱着婴儿站在床边。小婴儿身上裹着一层黏液。艾达的裙子底下有一根粗绳似的东西，连在婴儿身上。卡拉害怕地瞪大了双眼。“我做得对吗？”她大声问。
“你做得很对，”洛特曼医生的话让她安下心来，“再抱一会儿婴儿。”他坐在艾达身边，听了听她的心跳，摸着她的脉搏，问：“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累。”艾达说。
洛特曼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看了看卡拉怀中的婴儿。“孩子很小。”他说。
埃里克五味杂陈地看着医生打开包，拿出几根线拧成了一条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绳结。医生给绳子打结的时候轻声对卡拉说：“为什么哭啊？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你凭一己之力接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来你也能做得很好。长大以后，你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卡拉平静了些。她小声说：“医生，你看看他的头，”医生凑到她跟前才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孩子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我看看。”医生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绳结间把绳子剪成两截，然后从卡拉手里接过光溜溜的孩子，把他举在跟前仔细端详。埃里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婴儿那么红、那么皱、那么瘦，实在不好说。然后，医生想了一会儿，说：“哦，亲爱的。”
再仔细一瞧，埃里克发现了一点不对劲。婴儿的脸两边不匀称。其中一侧正常，另一侧却凹下去一块，眼睛看上去也有点奇怪。
洛特曼让卡拉继续抱着小婴儿。
艾达又开始呻吟了，她看上去的确很累。
等她放松下来，洛特曼伸手到她的裙子底下，拿出一团东西，有点像肉，让人恶心。“埃里克，”他说，“拿张报纸来。”
埃里克问：“哪种报纸？”他的父母每天都会把所有主流报纸带回家。
“小伙子，任何一种都行，”洛特曼温和地说，“我只是拿来包东西。”
埃里克跑上楼，找了张前天的《福斯日报》。他回到地下室，洛特曼用报纸包住了那团肉一样的东西，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胎盘，”他对卡拉说，“待会儿最好烧掉它。”
接着，他又坐到床边。“艾达，我亲爱的姑娘，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你的孩子活下来了，但他似乎生病了。我们把他洗一洗，包得暖和点，然后带他去医院。”
艾达很害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必须带他到医院检查。”
“他会好起来吗？”
“医院里的医生会尽力诊治，其他的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埃里克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洛特曼说：“艾达，你觉得自己能起床和我一起去医院吗？孩子需要妈妈喂。”
“我太累了。”艾达又说了一遍。
“再歇一两分钟，但不能太久，婴儿需要马上就诊。卡拉会帮你穿好衣服。我先上楼了。”然后，他转向埃里克，玩笑似的说：“纳粹小子，跟我上楼去吧。”
埃里克真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洛特曼医生的宽容比洛特曼夫人的斥责更让他难受。
他们正要离开时，艾达叫住了医生。
“亲爱的，有事？”
“孩子叫库尔特。”
“这名字很棒。”说完，洛特曼医生便带着埃里克离开了。
劳埃德为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做助理的第一天，正赶上新一届议会成立首日。
沃尔特和茉黛拼命工作，希望挽救德国脆弱的民主。劳埃德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一方面因为沃尔特夫妇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好人，另一方面是他很怕英国会步德国后尘，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选举没解决任何问题。纳粹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相对多数票，但仍少于他们希望达到的百分之五十一。
沃尔特看到了希望。他在开车前往议会开幕式的路上，对埃里克说：“即便用上高压手段，他们也没能赢得多数德国人的选票。”说着，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一项保护教堂的协定。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劳埃德算了算，中央党的支持将使纳粹的票数达到414票。“仍然没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他如释重负地对沃尔特说。
一个年轻的助理听到他的话，向大伙澄清道：“你们难道把议长最近的宣言忘了吗？”德国议会的现任议长是希特勒的亲密同伴赫尔曼·戈林。劳埃德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份宣言。其他人似乎也没听过。议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助理继续向大家解释：“他剥夺了缺席的共产党议员的投票权，因为他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全场响起愤怒的抗议声。劳埃德发现沃尔特的脸涨得通红。“他无权这么干！”沃尔特说。
“这完全是非法的，”助理说，“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劳埃德非常失望。法律能够如此儿戏吗？他又做了番计算。共产党拥有81个议席。如果他们的票数不算，纳粹只要达到566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78票就行了。纳粹党和民粹党的总票数加起来不到378票——但如果有中央党的支持，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将取得议会的多数。
有人说：“这完全是非法的，我们应该以缺席抗议！”
“不能这样做！”沃尔特慷慨激昂地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了。我们应该说服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韦尔斯必须马上去见卡斯。”奥托·韦尔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路德维希·卡斯是中央党的党首。
会场里响起一阵附和声。
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镇静地对沃尔特说：“乌尔里希先生，你何不跟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吃顿午饭呢？我没记错的话，战前你们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
沃尔特哑然失笑道：“那个讨厌的家伙！”
也许共进午餐不是个好主意。劳埃德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
沃尔特想了想说：“我讨厌他——但我向上帝起誓，我愿意做一切尝试。”
劳埃德问：“要我向他发出邀请吗？”
“好吧，那就试一试。如果他肯接受，告诉他一点钟在赫仑俱乐部见面。”
“知道了。”
劳埃德赶到海因里希刚才进入的小会场，急步走了进去。一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小组会的讨论正在进行。劳埃德环顾会场，看见了一袭黑衣的海因里希，和他对视一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来。
走出会场后，劳埃德对海因里希说：“据说你们这边会支持授权法案。”
“尚不确定，”海因里希说，“意见还没有统一。”
“哪些人反对和纳粹合作？”
“布鲁宁和其他人。”布鲁宁是前总理，在中央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劳埃德感觉到了希望。“还有些什么人？”
“你把我叫出来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对不起，当然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想和你父亲共进午餐。”
海因里希一脸狐疑。“他们不是朋友——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我听说了，但今天他们应该把私人恩怨抛在一旁！”
海因里希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我去问问他吧，稍等。”他转身走进会场。
劳埃德不知道这个办法管不管用。可惜，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不是好朋友。但他就是不信天主教徒会投票支持纳粹。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种事会发生在德国，也就会发生在英国。如此严峻的形势，让他不寒而栗。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希望像父母一样在政界工作，想为阿伯罗温的矿工，以及像他们一样的民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人们能畅所欲言的政治集会，需要有反对政府的媒体言论，需要有不必担心被偷听且能自由辩论的社会环境。
法西斯主义禁止所有这一切。但纳粹也许会失败。沃尔特也许能说服戈特弗里德，阻止中央党对纳粹的支持。
海因里希出来了。“他同意和沃尔特吃饭。”
“太好了！乌尔里希想请他去赫仑俱乐部吃饭，一点钟行吗？”
“真的吗？他是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吗？”
“应该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那是个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加入的俱乐部。我想他一定叫沃尔特·冯·乌尔里希。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可他一定来自一个尊贵的家庭！”
“或许应该先去订个位。赫仑俱乐部在哪儿？”
“就在大街拐角。”海因里希把赫仑俱乐部的方位告诉了劳埃德。
“可以订四个人的位子吧？”
海因里希笑了：“为什么不？如果不希望我们在场，再让我们离开就好。”说完他重新返回了会场。
劳埃德离开国家歌剧院，快步穿过广场，经过烧毁的议会大厦，走到赫仑俱乐部。
伦敦有很多这样的绅士俱乐部，但劳埃德从来没去过。赫仑俱乐部虽然是家餐厅，但肃穆得像座殡仪馆。侍者们穿着全套晚礼服，安静地把刀叉摆在白色的桌布上。侍者领班接受了劳埃德的预订，庄严地写下了冯·乌尔里希的名字，就像在“死亡之书”上写下死者名字一样。
劳埃德返回歌剧院。剧院里更繁忙，也更嘈杂了。气氛似乎也更加紧张了。有人在兴高采烈地喊，希特勒将以授权法案的建议开启这届议会的开场式。
快到一点钟的时候，劳埃德和沃尔特穿过广场，朝赫仑俱乐部走去。劳埃德说：“海因里希·冯·卡塞尔对你是赫仑俱乐部会员这件事，感到很吃惊。”
沃尔特点了点头，说：“十几年前，我是赫仑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它叫朱尼俱乐部。我们聚在一起反对《凡尔赛条约》。现在，这里逐渐成为右翼人士的基地。我也许是这里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之所以保留着会员身份，是因为这里是个和对手见面的好地方。”
走进赫仑俱乐部，沃尔特指着吧台边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对劳埃德说：“那位就是路德维希·弗兰克，曾和我们在人民剧院并肩作战的小沃纳的父亲。”沃尔特说，“我确定他不是这里的会员——他甚至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不过他似乎正在和他的岳父赫尔巴德伯爵吃饭，就是那位坐在他旁边的老者。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到吧台边，沃尔特为劳埃德做了介绍。弗兰克对劳埃德说：“是你吧，几周前和我儿子打了场群架。”
劳埃德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肿已经消了，但还是一碰就疼。“先生，我们要保护在场的女士。”他说。
“年轻气盛没什么不对，”弗兰克说，“小伙子，干得好。”
沃尔特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鲁迪，干扰选举集会已经够糟的了，你们的领导人还想彻底破坏德国的民主！”
“民主制也许不适合德国政府，”弗兰克说，“感谢上帝，我们与美国和法国还是有那么点儿不一样的。”
“认真点，难道你不怕失去自由吗？”
弗兰克突然严肃了起来。“沃尔特，我很认真。”他冷冷地说，“十多年前，我和母亲一起从俄国来到德国，父亲没能和我们一起来。他被人发现拥有一本宣扬资本主义自由的反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这是个多么严重的罪名啊！他被送往北冰洋的一座集中营。他也许——”弗兰克的声音哽咽了，他咽了口口水，平静了下来，说，“他也许还被关在那里。”
四个人都不说话了。劳埃德非常吃惊。大体上，他知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政府可能会很无情，但亲耳听到悲痛中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却是另一码事。
沃尔特说：“鲁迪，我们都恨布尔什维克——但纳粹只会更糟。”
“我愿意承受风险。”弗兰克说。
赫尔巴德伯爵说：“我们去吃午饭吧。我下午还有个会面。抱歉。”说完，他们便离开了。
“他们总是这样说，”沃尔特发怒了，“纳粹总喜欢把扫除布尔什维克当挡箭牌！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纳粹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一样做得到。”
海因里希和一个显然是他父亲的人走进了俱乐部——他们都有一头精心梳理的浓密黑发，只是戈特弗里德的头发稍短，并夹杂着几根白发。尽管他们长得很像，但戈特弗里德有着老式贵族的做派，相比之下，海因里希更像个浪漫的诗人，而非政府助理。
四人走进餐厅。点完菜，沃尔特就开门见山地说：“戈特弗里德，我不知道中央党能通过支持授权法案得到些什么。”
冯·凯塞尔也很直接：“我们是个天主教政党，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天主教在德国的财产。教徒们是为了这个才选我们当议员的。”
劳埃德不满地皱了皱眉。艾瑟尔也是个议员。她总对劳埃德说，在为投票支持他们的民众服务的同时，也要为给反对者投票的民众服务。
沃尔特换了个角度说：“民主的议会能对所有的教堂提供保护——你们却要把民主抛到一边。”
“沃尔特，醒醒吧，”戈特弗里德恼火地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他拥有了国家权力。无论我们怎么做，他都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统治德国。我们必须自我保护。”
“他的承诺一钱不值。”
“我们要来了书面的保证：天主教会将独立于这个国家，天主教会的学校不会受到骚扰，天主教徒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侵犯。”他看了看儿子，似乎在等待他的附和。
海因里希说：“他们答应今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签订这份协议。”
沃尔特说：“你们自己掂量一下，是要暴君签订的一张破纸，还是要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议会？哪个更有利呢？”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上帝，我们只按天父的旨意行事。”
沃尔特翻了翻眼珠。“愿天父拯救德国。”他说。
德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建立对民主的信心，在倾听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翻来覆去的争论时，劳埃德这样想着。德国议会才成立了十四年，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德国在上一次大战中战败了，民众只看到货币沦为废纸和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选举权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戈特弗里德看似很难被说动。一顿饭吃完，他的立场还是一样强硬。他的责任是保护天主教教堂。劳埃德真想骂上两句。
四人回到歌剧院，两位议员——沃尔特和戈特弗里德，在大厅就坐。劳埃德和海因里希则坐在楼上的包厢观察战况。
劳埃德看见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坐在左后方的席位上，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从门口一路站到墙边，把他们围成一圈。议员们如果不通过法案，这些人似乎就不准备让他们走了。劳埃德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阵恐惧掠过心头，他想，今天所有人都被囚禁在这里了。
在一阵欢呼和掌声中，希特勒穿着冲锋队的制服走了进来。当他登上演讲台的时候，纳粹议员都狂热地站了起来，大多数都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只有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保持着坐姿，但劳埃德注意到其中一两个议员转身不安地看着卫兵。如果仅仅因为不跟对手一起欢呼就感到紧张的话，他们又怎么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呢？
会场安静下来以后，希特勒开始发言。他站得笔直，左臂放在身侧，只用右手做手势。他的声音尖厉而强势，既像是机关枪，又像是一条咆哮的大狗。谈到1918年在德国即将战胜前选择投降的“十一月叛徒”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他并不是在假装：劳埃德觉得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些愚蠢和无知的话语。
“十一月叛徒”已经被希特勒说滥了，不过他马上改变了话题。他谈到了教堂，谈到教堂是德国最重要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主题。显然是讲给今天会左右投票结果的中央党听的。他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维持国家团结的两股重要力量。他们的权力不会被纳粹党政府干涉。
海因里希得意地看了眼劳埃德。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希特勒说的话都写在纸上。”劳埃德小声说。
两个半小时之后，希特勒开始致结束语。
结束语里充满了确定无疑的暴力威胁：“民族主义的政府确定并准备对法案遭否决的情况进行应对——法案被否决意味着抵抗。”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众议员明白他的意思：投票反对法案将被视为抵抗的宣言。接着他又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强调了这一点：“绅士们，现在请你们决定，要和平还是要战争！”
希特勒在纳粹议员们的欢呼声中坐了下来，会议进入了中场休息。
海因里希非常兴奋，劳埃德则情绪低落。他们朝相反方向的两个小会场走去。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将进行最后的讨论。
社会民主党代表非常郁闷。他们的领袖韦尔斯将上台发言，但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几个代表说，如果韦尔斯发表谴责希特勒的言论，他恐怕很难活着离开会场。他们同样担忧自己的安危。劳埃德感到害怕，如果议员都能被杀，他们的助理又会怎么样呢？
韦尔斯告诉大家，他已经在胸袋里藏好了一粒氰化钾胶囊。如果被捕的话，他情愿自杀也不愿被凌辱。劳埃德吓坏了，韦尔斯是个民选的议员，险恶的形势却逼迫他不得不做出烈士才会有的举动。
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今天早晨的预判全然错了。他原本以为疯狂的授权法案不可能成为现实。现在他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项法案将得以通过。他完全错判了局势。
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英国也错了吗？他是不是在欺骗自己？
有人问，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是不是做了最后的决定。劳埃德站起身。“我过去看看。”说完，他跑进中央党开会的小剧场。和之前一样，他探头进去，示意海因里希出来。
“布鲁宁和厄辛已经动摇了。”海因里希说。
劳埃德的心一沉。厄辛是天主教工会的领袖。“作为工会的一分子，厄辛怎么会投票同意通过这种法案呢？”劳埃德问海因里希。
“卡斯说，教会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反对法案，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将陷入无序状态。”
“如果通过这项法案，镇压只会更血腥。”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样？”
“他们觉得投票反对就会被枪决。但他们还是要反对，不惜一切。”
海因里希进去了，劳埃德也回到了社会民主党那边。“抵抗派的势力正在削弱，”劳埃德告诉沃尔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他们害怕反对法案将引起一场内战。”
大家更沮丧了。
六点，各个党的议员都回到了辩论大厅。
韦尔斯首先发言。他平静、理性，不动感情。他指出生活在民主社会将有利于德国民众，民主将带给人民自由和社会福利，使德国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劳埃德注意到希特勒在做着笔记。
发言最后，韦尔斯勇敢地提出了对博爱、公正、自由、民主的热烈向往。“授权法案将毁灭这一切，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法案。”他的话引来了纳粹的嘲笑和揶揄声。
社会民主党议员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很快被淹没了。
“我们尊重那些被迫害和被镇压的人，”韦尔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尊重德意志领土上一切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的坚定不移和忠诚值得尊敬。”
劳埃德只能从纳粹的叫喊和嘘声中听到只言片语。
“他们的献身和乐观主义精神会给德国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韦尔斯在刺耳的质疑声中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起了什么作用？劳埃德完全说不上来。
韦尔斯发言之后，希特勒又站起来发言。这次他的声调完全变了。劳埃德意识到总理开场时的发言只是在热身。他的声音更亮，发言也更具攻击性，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憎恨——他时而指点，时而捶桌，时而捏拳示威。他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一扫，似乎要把所有反对力量都扫除干净。希特勒每一处充满激情的演说都得到了支持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每句话都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吞噬一切的暴虐。
希特勒同样很自信。他宣称他其实不必推出授权法案。“我们是在向议会索取我们本该轻易得到的东西！”他嘲弄道。
海因里希看起来忧心忡忡，他借故离开了包厢。过了一会儿，劳埃德看见海因里希站在楼下大厅里，和他父亲耳语了几句。
回到包厢以后，劳埃德发现他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劳埃德问：“你们拿到他手写的保证书了吗？”
海因里希躲开了劳埃德的目光。“保证书是打字机打的。”
希特勒以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谴责结束了这段发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那些否决票。“德国将得到自由！”他咆哮道，“但不是通过你们这些人！”
其他党派领导人的演讲都很短，所有人都显得很受挫。卡斯教士说，中央党将赞成这项法案。其他党派也是一样。只有社会民主党还在抗争。
投票结果宣布了，纳粹党人疯狂地欢呼起来。
劳埃德很惊恐。他看见赤裸裸的强权滥施淫威，这是何等丑陋的一幕啊！
他没和海因里希说话就离开了包厢。
在入口大堂，劳埃德看见了沃尔特，他正在哭。沃尔特用一块很大的白手帕擦着脸，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除了在葬礼上，劳埃德还从没见过哪个大男人像他这样哭。
劳埃德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沃尔特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德国的民主死了。”
4月1日，星期六，是德国的抵制犹太人日。艾瑟尔和劳埃德走在柏林大街上，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艾瑟尔为自己的新书不断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卫星被粗暴而醒目地贴在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上。冲锋队员站在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口，恐吓所有想要进去买东西的人。犹太律师的事务所和犹太医生的诊所前，都设置了警戒哨。劳埃德碰巧看见两个冲锋队员正在阻拦病人们去洛特曼医生那儿就诊，洛特曼也是乌尔里希家的家庭医生。一个手掌粗糙的挖煤工人脚踝扭伤了，他让冲锋队员滚开，后者便掉头去找容易对付的患者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如此残忍呢？”艾瑟尔问。
劳埃德想起了继父，他很爱他。伯尼·莱克维兹就是个犹太人。如果法西斯主义降临英国，伯尼也会成为被仇恨的目标。这让劳埃德打了个哆嗦。
那天晚上，罗伯特的酒馆自发地举行了一场酒会。没人组织，但晚上八点，酒馆里已经坐满了社会民主党人。茉黛的记者同事们，以及罗伯特那群演员朋友都来了。他们之中的乐观派说，随着经济的萧条，自由进入了冬眠，但经济一旦恢复，民主就会醒来。而其他人只是在一旁喝闷酒。
劳埃德喝得很少。他不喜欢酒精对大脑的麻痹作用。酒精会影响思考。他问自己，德国的左翼政党能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灾难，但他找不到答案。
茉黛说了艾达的儿子库尔特的近况。“艾达把婴儿从医院里带回家了，他看上去很开心。但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等他再大一些，可能就要被送到某类护养机构，可怜的孩子！”
劳埃德已经听说孩子是由十一岁的卡拉接生的。真是个有胆量的女孩！
九点半的时候，托马斯·马赫支队长穿着一身冲锋队的制服走进了酒馆。
上次来的时候，罗伯特把他当成了跳梁小丑，但劳埃德感受到了马赫身上的戾气。他看上去很笨，胖脸上长了一撮小胡子，但目光中的那丝残忍却让劳埃德不寒而栗。
罗伯特已经拒绝把酒馆卖给他了。马赫又来干什么呢？
马赫站在用餐区中间大声咆哮：“这家餐厅被用来搞淫乱活动了。”
食客们都安静下来，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赫举起一根指头，那个手势仿佛在说：你们都听好了！劳埃德突然对这个动作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畏惧感。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马赫是在模仿希特勒。
马赫说：“同性恋配不上德意志民族的男子气概！”
劳埃德皱起了眉，他在说罗伯特是个同性恋吗？
容格戴着主厨的高帽从厨房走出来。他站在门边，生气地瞪着马赫。
劳埃德被一个可怕的想法惊呆了。也许罗伯特真是同性恋。
毕竟，战后他就一直和容格住在一起。
环顾罗伯特的演员朋友们，劳埃德注意到，除了两个短发的女孩之外，其他的都是些两两成对的男人……
劳埃德疑惑了。他知道同性恋者的存在。作为一个开明的人，他觉得同性恋者不该被判刑，应该得到社会的帮助。不过，他一直把同性恋者看成性错乱的怪人。罗伯特和容格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开个小店，安静地生活着——这么一说，他们倒真像是对夫妇！
他转身轻声问母亲：“罗伯特和容格真是……”
“是的，亲爱的。”艾瑟尔回答。
坐在她旁边的茉黛说：“年轻的时候，罗伯特对所有男侍者来说，都是个‘祸害’。”
艾瑟尔和茉黛轻声笑了起来。
劳埃德受到了双重打击：不仅因为罗伯特同性恋的身份，也因为母亲和茉黛不把这当回事的态度。
马赫说：“从现在开始，这里停止营业！”
罗伯特说：“你没有这个权力！”
马赫无法凭一己之力关闭这个地方，劳埃德想。不过他马上回忆起了人民剧院里冲锋队拥上舞台的事情。他朝门口看去——惊骇地发现冲锋队员已经推门而入。
他们走到每张餐桌旁边，砸碎酒瓶和玻璃杯。一些顾客面无表情地观望着，另一些则起身想走。几个男人愤怒地大叫，有个女人则失控地尖声哭起来。
沃尔特站起身，他的声音非常克制。“我们应该悄悄离开，”他说，“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起冲突。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大伙都回家去吧。”
顾客们开始离开酒馆，有些人忙乱地穿上大衣，有些人衣服都不要就往外奔。沃尔特和劳埃德护送着茉黛和艾瑟尔朝门外走。钱柜在门边上，劳埃德看见一个冲锋队员打开，把里面的钱往自己口袋里塞。
目前为止，罗伯特还一直没有发作，他只是悲伤地在一旁看着，看着今晚的生意都跑光了。但抢钱就太过分了。他大声抗议，把抢钱的冲锋队员从钱柜边推开了。
冲锋队员挥起拳头，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开始踢打躺在地上的罗伯特。很快，另一个冲锋队员也加入进来。
劳埃德上前护住罗伯特。当他推开冲锋队员的时候，听见母亲大喊“不要啊！”。容格的动作也很快，两人弯腰把罗伯特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更多冲锋队员的围攻。劳埃德被拳打脚踢，有个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他的脑袋。他痛苦地大叫起来，心想：不，别再打了。
他转身面对袭击他的人，用左右勾拳回击，出拳凌厉，就像教练教的那样，努力让每一拳都击中目标。他打趴下两个冲锋队员，接着却被人从背后拽住，打了个趔趄。很快他就被两个冲锋队员推倒在地，另一个狠踢了他几脚。
接着，他被拉起来，两条胳膊反扣在身后，手腕被一种冰凉的东西扣住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他感到一种新的恐惧，这不仅仅是一场骚乱。他被人拳打脚踢，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站起来。”有人用德语对他说。
他奋力站起身，头非常疼。他发现罗伯特和容格也都被戴上了手铐。罗伯特的手在流血，容格的一只眼睛被打肿了。六七个冲锋队员把他们围在中间，其余的那些，有的拿起桌上的杯子和瓶子喝酒，有的站在甜点车旁，嘴里塞满糕点。
客人们都不见了。劳埃德松了口气，至少母亲安全了。
酒馆的门开着，沃尔特回来了。“马赫支队长，”沃尔特展现出政治家特有的牢记别人名字的才能，他鼓足勇气说，“你们的暴行有何意义？”
马赫指着罗伯特和容格。“他们是同性恋，”接着他又指了指劳埃德，“这家伙袭击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察。”
沃尔特指着打开的、只剩几枚硬币的钱柜：“警察现在也抢劫了吗？”
“顾客有权从拒捕引发的混乱中得到赔偿。”
几个冲锋队员会意地笑了。
沃尔特说：“马赫，你过去应该是个执法官吧？你也许为自己自豪过。看看现在的你，还有那种自豪感吗？”
马赫被刺痛了。“我们执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们准备把犯人带到哪儿？”沃尔特追问道，“是正规的拘留所还是非官方的秘密地下室？”
“当然是正规的地方，他们会被带到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马赫激动地说。
劳埃德看见沃尔特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笑容，意识到沃尔特巧妙地操控了马赫，利用马赫残存的职业自豪感套出了他们即将被羁押的地址。现在，沃尔特至少知道劳埃德和其他人会被带到哪儿了。
但拘留所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劳埃德没有被捕过。不过，他住在伦敦东区，认识许多经常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小时候，他常和一些孩子踢街头足球，他们的父亲就经常犯事儿。莱曼街拘留所的名声很不好，从那出来的人总是缺胳膊少腿。据说那里的墙上都是犯人的血。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拘留所会比那里好一些吗？
沃尔特说：“支队长，这是一起国际纠纷。”劳埃德想，沃尔特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这群人在拘留所的行为更像个警察，而不是恶棍。“你逮捕的三个都是外国人——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举起一只手，像是要做出抗议的姿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奥地利和英国的使馆都得到了消息。我确信，很快使馆的代表就会去威廉大街的外交部登门造访。”
劳埃德不知道沃尔特的话是否可信。
马赫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外交部不会保护两个同性恋和一个愣头青的。”
“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不是你们纳粹党的人，”沃尔特说，“他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也得听从指挥。现在，你已经在妨碍我执行公务了。”
“我警告你，”沃尔特勇敢地说，“你最好按规章办事——不然就会有大麻烦。”
“快滚。”马赫说。
沃尔特离开了酒馆。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被带到门口，坐进了一辆小卡车的后车厢。他们被迫躺在两排长凳之间的地板上，冲锋队员们坐在长凳上看守着。卡车开动了，劳埃德觉得被铐着的两只手钻心地疼。他觉得自己的胳膊似乎都快掉了。
好在路程不长。他们被推下车，进了一幢建筑。楼里很黑，劳埃德几乎看不见。他的名字被记在一本簿子上，护照被收走了。罗伯特的金领带夹和金表链都被拿走了。之后，他们被摘下手铐，扔进了一个光线昏暗、窗上钉着木条的囚室。里面已经关着四十多个犯人了。
劳埃德浑身都在疼。他的胸口很疼，似乎断了一根胸骨。脸蛋乌青，头疼得非常厉害。他想要一粒阿司匹林、一杯水和一个枕头。他觉得拿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至少都需要好几个小时。
劳埃德、罗伯特和容格坐在门边的地板上。劳埃德用双手抱住头，罗伯特和容格讨论着何时才会得到救援。沃尔特无疑会为他们找个律师。然而，在《议会大厦纵火案特别法令》通过以后，原有的许多法规都被废止了，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沃尔特还会联系使馆——政治影响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劳埃德觉得母亲很可能会给伦敦的外交部打一通越洋电话。如果打通这个电话，英国政府肯定会对他这个英国学生的被捕说上些什么。但这些都需要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多半要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囚室的门仍然关着。
文明国家规定了公民在没有律师，没有逮捕令，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最多会羁押多长时间。劳埃德意识到这种规则在德国是没有用的，他可能会被关上一辈子。
劳埃德发现，囚室里的其他犯人也都是政治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组织者和一个神父。
夜晚很漫长，三个人都没有入睡。劳埃德觉得，在这种状况下睡觉实在难以想象。清晨的第一缕微光通过钉有木栏的窗户照进囚室时，门终于开了，但来的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外交官。两个穿着袍子的男人推着辆放着一个大盆的滑轮车进来了，盆子里盛着稀薄的燕麦粥。劳埃德没有喝粥，只是喝了一小杯完全没味的咖啡。
他估计英国使馆值夜班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外交官。大使起床以后，使馆一定会展开营救行动。
吃完早饭的一小时以后，门又一次被打开了。但这次站在门口的只是些冲锋队员。他们把所有犯人赶出囚室，装进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四五十个犯人挤在卡车的后车厢里，所有人都只好站着。劳埃德设法挤到罗伯特和容格身旁。
尽管是周日，但他们仍然有可能被带上法庭。劳埃德希望最好能这样。至少法庭有律师，有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他觉得他的德语流利得可以把案情陈述出来。他开始默默演练。他在酒馆里和母亲吃饭；看见有人洗劫了钱柜；他参与了之后的纷争，他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觉得审判后应该还有交叉询问。法官会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袭击的是一个冲锋队员。他会说：“我没注意他的穿着——我只看见了一个小偷。”法庭上会传来一阵笑声，公诉人会让自己显得很傻。
卡车把他们载到了城外。
他们可以从帆布的缝隙中看到外面的情况。行驶了大约二十多英里以后，罗伯特说：“这是奥拉宁堡。”奥拉宁堡是柏林北部的一个小镇。
卡车在一扇木门前停住了，两边都是石墙。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冲锋队员。
劳埃德慌了。法庭在哪儿？这更像是所监狱。冲锋队怎么能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收监呢？
等了一会儿，卡车开进大门，停在几幢废弃的大楼前。
劳埃德更紧张了。昨天晚上他比较安心，那是因为沃尔特知道他身居何处。这个地方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如果警察坚持说没有拘留劳埃德，更没有逮捕记录，那就麻烦了。碰到这种极端情况，他如何能被救出去呢？
囚犯们下了车，被带到类似厂房一样的地方。劳埃德闻到一股酒味，也许这里原来是个酿酒作坊。
他们的名字又被点了一遍。劳埃德稍稍有些宽慰，至少他的行动被人记录下来了。他们没有被绳子绑在一起，也没戴上手铐，但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员。劳埃德突然觉得非常害怕，这些年轻人似乎很想找个理由在他们身上试枪。
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塞满杂草的帆布床垫和一条薄毯子，然后被赶进一座原来很可能用作仓库的破房子。之后又开始了等待。
一整天，劳埃德都没盼来救他的人。
晚上，推车照例推着一大盆稀饭过来了，这次里面多了些胡萝卜和大头菜。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小碗稀饭和一片面包。这次劳埃德不再拒绝了，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这顿贫乏的晚餐，希望还能再吃一点。
附近的什么地方，三四条狗狂吠了一整夜。
劳埃德觉得自己很脏。他已经连续两天穿着同一身衣服了。他需要洗澡，刮胡子，换一件干净衬衫。仓库角落的两个便桶看上去非常恶心，劳埃德实在不想去那种地方如厕。
明天是星期一，有关方面肯定会采取行动。
凌晨四点的时候，劳埃德终于睡着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一名冲锋队员的吼声惊醒了：“施莱彻，谁是容格·施莱彻？”
也许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
容格起身说：“我，我是施莱彻。”
“跟我来。”冲锋队员说。
罗伯特惊恐地问：“为什么？你们找他干什么？要把他带去哪儿？”
“你是哪位？他老妈？”冲锋队员说，“躺下，闭上你的嘴。”接着他用枪指了指容格，“你，出来。”
看着两人的背影，劳埃德责问自己，刚才为什么不打倒冲锋队员，抢过那把枪呢。他也许可以逃出去。即使失败了，他们又会拿他怎么样——关进监狱吗？但在刚才的紧要关头，他甚至想不到要逃。难道他已经开始拥有囚徒心态了吗？
他甚至期望能赶快喝上一碗燕麦粥。
早饭前，他们都被带到了仓库外面。
他们站在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上，大约四分之一个网球场那么大。这里似乎不久之前曾经用来存放过木头和轮胎这种不太值钱的东西。劳埃德在清晨的寒风中颤抖着：他的大衣落在罗伯特的酒馆里了！
接着，他看见托马斯·马赫走了过来。
秘密警察的支队长在冲锋队制服外面套上了一件黑色大衣。劳埃德注意到，马赫拖着步子走路，每一脚都踏得非常重。
在马赫后面，两个冲锋队员抓着一个裸体男人的手臂，男人的头上被套了个水桶。
劳埃德恐惧地注视着。犯人的手被绑在身后，他的下巴被一根绳子扣着，用来固定头上的水桶。
这是个身材纤细的年轻男子，长着金色的阴毛。
罗伯特呜咽道：“老天，那是容格。”
营地里的所有冲锋队员都在场地上集合了。劳埃德皱起眉。他们要干吗？玩一场残忍的游戏吗？
容格被带到铁丝网场地的中央，独自站在那里，浑身颤抖。押送他的两个人离开了几分钟，他们回来时，每人手里都牵着两条阿尔萨斯犬。
整夜狂吠的就是这四条狗。
它们很瘦，不健康的褐色皮毛一块块地秃了。它们看起来饿坏了。
冲锋队员把它们牵到了铁丝网场地上。
劳埃德依稀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可怕一幕。
罗伯特尖声大叫：“不！”他冲上前去，“不，不，别这样！”他试图打开铁丝网上的门。三四个冲锋队员粗鲁地把他往后拉。他反抗了，但那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痞子，五十多岁的罗伯特根本无力抵挡。他们轻蔑地把罗伯特扔在了地上。
“不，”马赫对手下人说，“让他看着。”
他们把罗伯特拉起来，让他面对着铁丝网。
四条狗被带进场地。它们吠叫着，狂躁地流着口水。两个冲锋队员熟练地引导着它们，毫无惧色，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驯狗师。劳埃德沮丧地想，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干过很多次了。
他们放开狗，迅速退出场地。
四条狗冲向容格。一条撕咬容格的小腿，一条撕咬他的胳膊，还有一条狠咬他的肚子。被金属水桶罩住面部的人绝望地发出嘶吼。冲锋队员一起欢呼鼓掌。犯人们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鸦雀无声。
从最初的惊骇中恢复后，容格试图保护自己。他的两只手被绑住了，眼睛看不见，不过他可以把两只脚胡乱地往外踢。但他裸露的双腿对这些饥饿的狗来说，几乎没有威慑力。它们后退两步，又扑了上去，用利齿撕咬着他的肌肉。
他试图逃跑。被恶犬追着，盲目地往前猛跑，一头撞在了场地边的铁丝网上。冲锋队员们放肆地欢呼着。容格试图向另一个方向跑，但还是被铁丝网拦住了。一条狗从容格背上咬下一大块肉，引得一阵更为热烈的狂笑。
站在劳埃德身边的一个冲锋队员狂喊：“他的尾巴！咬他的尾巴！”劳埃德觉得德语里的尾巴（der schwanz）就是俗话说的阳具。这个冲锋队员乐得忘乎所以了。
容格的身体伤痕累累，全是血。他脸朝外，身体正面抵住铁丝网，保护着自己的生殖器，两条腿用力向后踢。但他越来越虚弱，踢打也越来越无力，整个人都开始站不直了。几条狗越来越凶恶，撕咬着他，咀嚼着带血的肉块。
终于，容格瘫倒在地。
四条狗专心致志地吃了起来。
驯狗师回到场地内。他们训练有素地牵住系在狗头上的绳索，把它们拽离容格，牵走了。
演出结束了，冲锋队员们开始散去，边走边兴奋地谈论着。
罗伯特冲进场地，这次没人阻拦他，他伏在容格身上大声呜咽着。
劳埃德帮他解开了容格手上的绳索，拿下了头上套着的水桶。尽管不省人事，但容格还有着浅浅的呼吸。劳埃德说：“抓住他的脚，把他搬进仓库。”劳埃德抓住容格的两条胳膊，两人合力将容格抬进昨晚睡觉的仓库。他们把容格放在一张垫子上。其他的囚犯带着一脸被慑服的恐惧表情围了上来。劳埃德希望其中有人说自己是医生，但没人是。
罗伯特脱下外衣和马甲，然后脱去衬衫帮容格擦拭血渍。“我们需要干净的水。”他说。
院子里有根储水管。劳埃德出了仓库，但他没有容器，只好回到铁丝网围起的场地上，用方才罩住容格脑袋的水桶接水。他把桶子洗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了水。
回到仓库，劳埃德发现容格躺着的垫子已经被血浸透了。
罗伯特把衬衫浸湿，跪在垫子旁擦拭容格身上的伤口，很快他的衬衫也被染红了。
容格的身体动了动。
罗伯特轻声对他说：“亲爱的，镇静点。都结束了，我在这儿。”然而，容格却似乎没有听见。
这时，马赫带着四五个冲锋队员走进仓库。他抓住罗伯特的手臂，把他拽了起来。“现在！”他说，“你知道我们对搞同性恋的变态的态度了吧。”他说。
劳埃德指着容格，愤怒地说：“做出这种事的人才是变态。”他勃然大怒，一脸鄙夷，“马赫支队长。”
马赫对一个冲锋队员轻轻点了点头。后者看似随意地反转枪身，用枪柄狠击了一下劳埃德的头。
劳埃德摔在地上，痛苦地抱着头。
他听见罗伯特在说：“求你们了，我只想照顾容格。”
“那就照我说的做。”马赫说。
劳埃德强忍住疼痛，睁开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
马赫把罗伯特拽到仓库另一边的木桌旁，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和一支圆珠笔。“现在我只能给你当初的一半了——一万马克成交。”
“随你吧，我只要和容格在一起就行了。”罗伯特说。
“在这儿签字，”马赫说，“然后你们三个就可以回家了。”
罗伯特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可以找这个绅士当见证人，”马赫把笔递给一个冲锋队员。他环顾仓库，看见了盯着他的劳埃德。“这个愣头青英国佬可以给我们当另一个见证人。”
“劳埃德，照他说的办。”罗伯特说。
劳埃德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揉了揉肿胀的头部，接过笔在文件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马赫把文件往兜里一塞，志得意满地走出了仓库。
罗伯特和劳埃德回到容格身边。
但是，容格死了。
沃尔特和茉黛来到莱特火车站，就在烧毁的议会大厦北面，一起送别艾瑟尔和劳埃德。莱特火车站是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座法式宫殿。他们来得早了，坐在站里的咖啡馆等火车。
劳埃德很高兴能离开。在六个星期的旅德时间里，无论语言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学到了很多，但现在他急切地想回家，想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人们，不要让同样的事发生在英国。
同时，他又对“逃走”这件事有几分罪恶感。他将回到一个制度完善、新闻自由、社会民主党人不受压迫的国度。他将离开冯·乌尔里希家，离开无辜者会被恶狗撕碎、人人都可能被安插罪名的独裁国度。
冯·乌尔里希家的人看上去很沮丧。沃尔特所受的打击更甚于茉黛。他们的样子，就像是听到了某个噩耗，或是亲人去世似的。除了降临在身上的灾难，他们似乎已经无力思考其他事了。
劳埃德被释放时，德国外交部道了一大堆的歉。他们说这是个可怕而不幸的错误，暗示这是劳埃德本人的愚蠢和当局的行政错误共同导致的。
沃尔特说：“我接到了罗伯特的电报，他已经安全抵达了伦敦。”
作为奥地利公民，罗伯特要离开德国并不太难。他拿到马赫那笔钱的过程倒是更曲折。沃尔特让马赫把钱汇入瑞士的一家银行。起初马赫坚持那是不可能的，但沃尔特向他施加了压力，威胁要在法庭上质疑这笔交易，他说劳埃德会证明交易是迫于压力成交的。马赫最终付了那笔钱。
“罗伯特能走，真是太好了。”劳埃德说。如果自己也能平安回到英国，他的心情会更好。劳埃德的头还是昏沉沉的，晚上在床上翻身，肋骨仍然会感到钻心的疼痛。
艾瑟尔对茉黛说：“为什么不来伦敦住呢？你俩带上孩子，一家人都来。”
沃尔特看了看茉黛。“也许我们应该去。”劳埃德判断不出这句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你们已经尽力了，”艾瑟尔说，“你们战斗得很勇敢，只不过对方赢了。”
茉黛说：“事儿还没完呢。”
“但你们的处境很危险。”
“德国也很危险。”
“如果你们回伦敦，菲茨也许会心软，出手帮助你们。”
劳埃德知道，南威尔士地下的煤炭，让菲茨赫伯特伯爵成了英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他不会帮我的，”茉黛说，“菲茨没有怜悯心，你我都知道这一点。”
“你说得对。”艾瑟尔说。劳埃德不知道母亲为何会如此确定，但他没机会问。艾瑟尔说：“凭你的经验，很容易在伦敦的报社找到工作。”
沃尔特问：“我又能在伦敦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艾瑟尔说，“但你在德国又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无能议会里的民选议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劳埃德觉得母亲的话很残酷，但某种程度上，她说了必须要说的话。
劳埃德很想让冯·乌尔里希一家去英国，但又觉得他们必须留下。“我知道在这儿的日子很难，”他说，“如果好人都离开德国了，法西斯必定会越来越猖獗。”
“已经很猖獗了。”艾瑟尔说。
茉黛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去英国，我绝不离开这里。”她的话让艾瑟尔母子吃了一惊。
沃尔特、艾瑟尔和劳埃德同时把目光投向她。
“我已经在德国待了十四年，”茉黛说，“这里已经是我的祖国了。”
“但你出生在英国啊。”艾瑟尔说。
“祖国是和人息息相关的地方，”茉黛说，“我不喜欢英国。我父母很久以前就死了。哥哥也和我脱离了关系。在德国，却有许多爱着我和我爱着的人。这里有我亲爱的丈夫沃尔特，有管教不严、正走向歧途的儿子埃里克，有禀赋异常的女儿卡拉，有女仆艾达和她那个残疾的儿子，有朋友莫妮卡一家，还有我的那些记者同事……我要留在这里和纳粹斗争。”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艾瑟尔说。
茉黛的声音里饱含着情感：“我丈夫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的命，他的整个人生，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自由和美好。我不应该成为他放弃这项事业的理由。丢了事业，他也就丢了灵魂。”
艾瑟尔以一个老友的身份，推心置腹地说：“可是，你们仍然想把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吧。”
“想？我们当然渴望、企盼、拼了命也愿意这么做！”茉黛哭了起来，“卡拉一想到冲锋队就会做噩梦，埃里克穿上那套该死的制服就不肯脱下来。”茉黛的暴怒让劳埃德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么优雅的女士也会说“该死的”。茉黛又说：“我当然想带他们走。”劳埃德看得出她有多么绝望。茉黛不停搓着手，就像是它们被弄脏了似的，她的脑袋不安地转来转去，声音里透露着内心的挣扎。“但这是错的，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来说。我决不屈服。吃苦受难好过袖手旁观。”
艾瑟尔碰了碰茉黛的手。“很抱歉，我不该这样问。是我糊涂了。我应该知道你是不会逃跑的。”
“很高兴你提出来了。”沃尔特说。他伸出手，握住茉黛纤细的双手。“这也是茉黛和我一直在考虑的事，只是我们谁也没说。该是面对的时候了。”咖啡桌上是两人紧握的双手。劳埃德很少思索母亲这代人的情感——他们结婚，人到中年，好像这就是全部了——但是今天，他看到了沃尔特和茉黛之间那种强大的纽带，远超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他们不抱幻想：知道留在这里会危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但他们都有视死如归的决心。
劳埃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份爱。
艾瑟尔看了看咖啡馆里的钟：“老天！”她说，“我们差点误了火车！”
劳埃德抓起包，和母亲一起急匆匆地穿过月台，奔向即将出发的火车。汽笛轰鸣，两人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刻赶上了。火车启动了，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沃尔特和茉黛挥手告别。
沃尔特和茉黛站在月台上向他们挥手。两人的形象在劳埃德眼中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