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夹农（2/2）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公尺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千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问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自已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厂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住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拔掉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一声跑了回来。还真足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我早说过豆维柯可不是好东西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人的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都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利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歼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分为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下边设若干分队，分队长由劳教分子担任；此分队长的任务是带领本队劳教分子劳动，故人称带工队长，也叫拐棍。）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道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扎，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脯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耶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卜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町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阳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肓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顺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是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的，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郜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儿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问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湘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竞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了二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走着路我在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儿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几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电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表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日《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七八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由田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了，到央边沟看望由田，把宋亚杰接到宁夏去了。国家把她丈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对了，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去美国上学，现在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近六十一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过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