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女人(2/2)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
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嗨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膪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坚毅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她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送回夹边沟卫生所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坚毅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坚毅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27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的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索索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坚毅的尸体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坚毅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坚毅,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坚毅。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董坚毅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坚毅,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儿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回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比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7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