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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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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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