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

4月19日，星期五

参加《左轮手枪》的发刊仪式。大家都说，是安·金斯伯格为杂志社提供了资金。乌多（费尔巴哈）重操旧业了。不过我觉得，一本先锋艺术杂志竟然会用戈林的名言[40]做自己的刊名，实在很奇怪。转念一想，也许这样还挺俏皮的。一帮忠心耿耿的老朋友都聚了起来——但我看我们都有了老态，也倦了。弗兰克脸庞浮肿，双颊绯红（我们向保安证了不会吵架），还有詹妮特和柯拉柯夫斯基（那个男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让人有更明显感觉的，是不在人世的那些人：波洛克、泰特、克莱恩。在纽约的艰难生活是有代价的。我保证过不会跟弗兰克争吵，所以，我转而和赫曼就肯尼迪夫人所谓的惊天美貌辩论起来。我说，任凭怎么发挥想象力，你也不能将她形容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友善的女人，没错；苗条的女人，肯定的；衣着优雅的女人，毫无疑问——可美丽绝对算不上。赫曼曾经跟她同在一个房间，他说，她的存在就像让你进入了一个强大的力场——你会失魂落魄、迷迷糊糊。你是她疯狂的仰慕者，就是这样，我说，是那间办公室让你充满了敬畏——还有她第一夫人的身份，所有那些——你不是在判断，你是在感知。接着，我又和迪迪·布莱恩就沃霍尔吵了起来——她说沃霍尔是反基督的。至少沃霍尔能画画，我说，他能画，但他决定不画——这是完全不同的策略。娜奥米打断了我们——她觉得我表现得太好斗了。

后来，安把我堵在墙角，让我保证我会给她写点东西。我说我太老了，不适合《左轮手枪》这么“新潮”的杂志。她说：“好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把你的年龄印在文章的末尾。”我喜欢安——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瘦得像根柴火棍，嗓音比我的还低沉——你必须承认，她从石油化工行业赚来的百万家财，都被她用来做了善事。她邀请我作为护花使者，陪她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招待宴会。我无法拒绝。

5月8日，星期三

莱昂内尔激动不已地上门拜访：“死魂灵”进入了什么排行榜，排名六十八。他的胡须没有变得更浓密，但他的头发已盖过了后衣领。他现在有女朋友了，他说，是个真正的美国女孩，叫梦迪。

他离开后，我把自己强塞进燕尾礼服（我绝对是长胖了），悠闲地走到第五大道上安的家，从那里，我们乘坐豪华礼车，前往就在几百米外举行的晚宴。大使先生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了安。我跟其他大概八十个中年达官显贵混在一起，在六座枝形吊灯发出的耀眼光线下，小口喝着香槟。这么亮，很有法国特色，我认为，跟他们必定灯火通明的小餐馆一样。我跟满头大汗的使馆随员聊了几句，他似乎有种不必要的紧张，不停地朝门口瞟着。“啊，他们来了。”他虔诚地说。我转过身，看到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走了进来。

我有什么感觉？我有将近二十年没有离他们这么近了。公爵看上去老了，皱巴巴的，很瘦弱——他应该是七十多岁了[41]。公爵夫人在明亮的光线下，像个彩绘的小雕像，脸庞仿佛用滑石雕刻而成，嘴巴上抹着鲜红色口红。两个人对来到这里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谦和或高兴，但我敢说，他们不能拒绝来自法国的官方召唤，因为法国免除了他们该交的收入税（我认为，这是极其可耻的行为）。

我四下转悠，想找个更好的位置观察他们。公爵抽着烟，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公爵夫人的两条腿仿佛遭遇霜冻就会折断。她到处溜达，跟别人打招呼（她像是认识不少人），公爵孤苦伶仃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一边抽烟，一边朝目光所及的每个人点头微笑，只是，他的眼神是忧愁而阴冷的，他的笑容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们越走越近，我僵硬地站住了。

公爵夫人先看到我，笑到一半僵住了，嘴巴咧着一条缝。我什么也没做。一九四三年以来积蓄的所有仇恨都爆发出来，冲过房间，释放出一如既往的威力。她朝公爵转过身，跟他窃窃私语。公爵也看到我时，脸上的第一个表情只能被形容为恐惧，接着又慢慢变成充满怒气和愤慨的怪相。他们转过身背对我，跟大使说着什么。

没过多久，之前跟我说过话的随员走过来，要求我离开宴会。我问到底是为什么。是“殿下”坚持如此，他说，否则他就将和公爵夫人离开。请告诉金斯伯格夫人，我在外面等她，我说。

我在第五大道上来回走了半个钟头，抽着烟。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时，我正好经过大门口。夫妻俩朝自己的车走去，一帮叽叽喳喳的摄影师和一小群十来人左右的看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甚至看到有女人在行屈膝礼。

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他俩脸上惊恐慌张的表情足以弥补我的怨愤——弥补他们对我做的一切，永远地。他们现在尽可使出最卑劣的手段了。他们争相坐上豪华礼车，匆匆离去。我差点跟一个身材肥硕的王室拥趸赤手空拳地打起来，他骂我是败类，是美国的耻辱。其他旁观者热烈地表示赞同。当我解释说我是英国人时，他们显得很困惑。“叛徒。”他们转身离去时，有个人漫不经心地说。“那个人阴谋阻碍司法公正啊。”我对着他们冷漠的背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