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

（1月1日，星期六）

在旺兹沃斯的彼得家迎接新年。盛大的派对，有四十多个人，很多人我从没见过。彼得的妻子佩妮甜美又欢快，只是生了两个孩子后长胖了。我惊讶地看到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也在，我把我的惊讶如实告诉了她。我觉得她很喜欢我的直率，也喜欢我的暗示。我们之间没必要绕圈子。“他不敢不邀请我，”她说，“要不我会杀了他。”她以前是个护士，她说，现在在彼得的出版社当秘书。“不过不会当很久了。”她补充道。我怀疑佩妮作为斯卡比尔斯太太的地位只怕难以维系了。

格洛丽亚喝着杜松子酒，我们聊天时，把酒喝完又加满了两次。喝到一定程度，她朝我靠过来，高耸的胸脯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彼得很嫉妒你。”她说。我问这话从何说起？彼得才是典型的成功小说家——他为什么要嫉妒我？“他嫉妒你刺激的战争经历，”她说，“这是他用钱买不来的。其他的一切他都能买，但这个他买不了，所以他嫉妒你。”她的咯咯笑声中有一种纯粹的快乐。天哪，我想。接着，她再次朝我靠过来，然后才走开去找彼得，留下一个完全勃起了的我。午夜时分，我对自己说，虽然我并不快乐，但我的忧伤也许开始慢慢减少了，哪怕只减少了一点点。

（2月）

范德普尔写来一封信。马里恩上校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于布鲁塞尔的一场“车祸”。范德普尔说另外还有两名死者。他问了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的联络人，按他掌握的情况看来，马里恩的死并无可疑，而且他跟温莎公爵也没有明显的联系。

我伟大的复仇计划就此搁浅，我发誓要孜孜不倦寻找背叛者的决心就此终结。这不就是生活惯常的结局吗？它拒绝迎合你的需求，尽管你觉得只有那些需求能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赋予意义。我想找到马里恩，想跟他当面对质，可我只得到一个乏味的结论，这整件事很可能并不是什么阴谋，公爵和公爵夫人很可能并没有跟他们有权有势的朋友一起策划对付我。难以接受：我很难接受这个行动就是搞砸了，我就是运气不好……我感到抑郁，感到沮丧，在这所有的随机性面前感到空虚——我再一次，被生活的偶然性击败。

（4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我来这儿写我的中篇小说《湖畔别墅》。它只能是中篇小说，我决定了，它将是晦涩难懂的、卡夫卡式的、加缪式的、近似于雷克斯·沃纳[6]风格的，讲述我奇异的牢狱生活。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结尾。也许巴黎会带给我灵感。华莱士说，要是我愿意，他可以帮我争取一大笔预付款，我劝他不要这样做。这是那种必须自行寻找声音并走向结局的作品——就算是写完了，我也不知道它能否成功。目前进展还不错。我要做的只是最大限度忠实记录别墅的日常状态和气氛，然而我也明白，如此怪异的现实肯定会让读者以为它是有深刻象征和隐喻意义的。不管怎么说，我本来的期望也正是如此。我还明白，任何虚夸的暗示、任何试图拔高其立意的尝试都将是致命的错误。我越是让它坚定地忠于现实，读者也就越会在无意识中为它赋予各种隐喻性的解释。

有个叫奥黛尔的漂亮姑娘在本的画廊工作。她二十五岁上下，肤色黝黑，满头乱糟糟的短发，眼睛很大。她总是穿着黑衣服和金色细带凉鞋，满不在乎地露出脏兮兮的双脚。本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在战争时期被囚禁的书，我看得出来，她颇感兴趣。如果我不能拥有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那也许奥黛尔会同意成为我重回两性关系世界的通行证。

我每天的生活很简单。起床后，我吃两片阿司匹林，缓解宿醉带来的头痛，然后，我出去吃早餐，在咖啡馆点咖啡和牛角面包。中午，我会买一份报纸，再加午餐——法棍面包、奶酪、香肠和一瓶红酒。回去时，我的房间已打扫干净，我坐在工作桌前，尽力写作。晚上，我出去吃饭，通常是在利平家——本说，他家的大门永远敞开——但我还是想给他们一些独处的时间，所以我也会自己去巴尔扎、利普或其他小酒馆独自吃饭。我不介意自己待上一整天，但我会喝很多酒作为补偿：午餐喝一瓶，晚上喝一瓶，还要加上餐前开胃酒和餐后消食酒。

我问奥黛尔能不能请她吃晚饭，她立马就同意了。我们去了费尔南德餐厅，这是我在大学街上发现的一家小店。奥黛尔唯一的梦想就是等本在纽约开画廊以后能去纽约工作，于是，我们俩用英语交谈，帮她练习。我猛地醒悟过来，这也许才是我吸引她的真正原因：她想找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她的眼睛是棕色的，睫毛很长；皮肤是橄榄色，长着细细的绒毛。

我陪奥黛尔走回她要乘车的地铁站。我向前俯身，吻了她的两边脸颊，她却转过脸庞，这样一来，我们的嘴就碰到一起了。我们轻轻地接吻，触碰舌尖。我又有了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身体从脊柱底端开始发软。我们约好这周再见面。

4月1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