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内在冲突（1/2）

在生活中，偏见很少能够毫无阻碍地顺利发展。因为偏见态度几乎总是与内心深处的某些价值相冲突，而这些价值经常是对其人格来说和偏见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核心的。学校的影响可能与家庭的影响相矛盾。宗教教义也可能会挑战社会的层级结构。这些对立力量在个体的生活中是难以相互融合的。

内疚与偏见

在许多案例中，偏见都是显而易见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偏狭者时常会对自己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从不因为偏见而感到内心焦灼。密西西比州州长比尔博（bilbo）在1920年向芝加哥市市长所发送的电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黑人移民涌入芝加哥找工作。芝加哥市市长因此写信询问比尔博州长，可否欢迎他将其中一些遣送回乡。比尔博州长是这样回复的：

我收到了你询问密西西比州可以接纳多少黑人的电报。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们能给我们口中的黑-鬼-们，亦即所谓的“有色人种女士们和先生们”提供充足的安置空间。但如果这些黑人已经被北方平等的社会政治风气败坏了，那他们对我们就毫无用处，也不再受欢迎了。能正确理解自己与白人关系的黑人会受到密西西比人民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急需劳力。1

在本章中，我们将不会对比尔博的心态进行讨论。我们将在第25章和第26章中加以探讨。

但似乎是伴随着内疚感的偏见更为常见。反感与亲善的态度交替，伴随着痛苦的阵阵折磨，正如下面这个案例所述：

除了在学校，我与犹太人之间没有接触。我尽可能地避开他们。当一个基督教徒当选班长时，我公开地表示出高兴。我的父亲对犹太人极为抵触。而我最不喜欢他们的一点就是他们似乎总是在抱团。他们排挤外人，只要有一户犹太人搬入社区中，其他的也会一拥而入。但我并不讨厌作为个体的犹太人。因为我所认识的一些最棒的人就是犹太人。我喜欢与犹太女孩们相处，但有时当我看到她们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谈论着什么的时候，心中就会燃起一腔怒火。我讨厌看到任何群体由于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所谴责的并不是他们的信仰。我只是不喜欢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我也知道所有人都生来平等，没有人比其他人优越。

这个态度光是读上去就足以让我们困惑，可想而知，自身持有这种态度的滋味一定更不好受。

在以“我与美国少数群体之间的经历与我对他们的态度”为题的一百篇大学论文中（上面的案例也出自这个研究），只有10的学生能够在表达偏见时不伴有内心的冲突与背叛所带来的罪恶感——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毫无愧疚地秉持偏见。下面这种陈述更具有代表性：

我的理性告诉我，黑人与白人同样善良、同样体面、同样真诚。然而我却无法不注意到自己理性与偏见之间的分裂。

我试图只看见犹太人身上的优点。但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偏见，它依旧存在——这是由于我父母对我早期的影响。

虽然偏见是不道德的，但我知道我永远无法摆脱偏见。我相信要对黑人心怀善意，但我永远不会邀请他来我家共进晚餐。是的，我知道我是一个伪君子。

出于理智，我深信对意大利人的这种偏见是毫无来由的。但是就我目前对待意大利朋友的举止而言，我不得不长期和自己的抵触态度做斗争。我对自己偏见之强烈而感到惊讶。

这些偏见使我看到了自己心胸的狭隘，所以我尽可能地保持友善。我对自己的偏见感到恼怒，但我似乎无法消灭自己的这些偏见。

我越是想将犹太人视为个体，就越发强烈地将他们视为一个群体。我近乎强迫性的偏见与我强烈地想要根除偏见的想法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虽然偏见在理性面前落败，但是偏见却依旧萦绕于情感之中。

在以上引述所在的特定学生群体中，有一半人明确表示，他们已经对自身偏见进行了反省，发现这些偏见是毫无根基的、虚假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坚定了自己摆脱种族和阶级偏见的愿望。并且如前所述，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持有偏见的同时毫无愧疚，并坚持维护自身的偏见态度。

也许这些自我描述可能并非典型。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可能对此更为敏感。甚至存在有些人试图“取悦老师”的可能性（但是，熟悉大学生写作中所特有的批判性和坦率的人会怀疑这种对结果的解释）。

结果似乎意味着，大学生（通常来自上层阶级家庭，长期接受学校和其他市政机构教育）受到美国信仰和犹太教-基督教耳濡目染。他们的内心冲突的本质在于他们无法真正拥有所有他们所欣赏的美德。

但是，并非只有来自“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才会受到内疚的煎熬。针对郊区女性反犹太主义的研究——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大学毕业生——发现：

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感受“仅仅出于自身的偏见”，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对犹太人的偏见一部分出于自身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犹太人的不当行为；另外四分之一的人则认为她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完全是犹太人自身的过错（不带愧疚的偏见）。2

这项研究报告并没有提到这些女性中有多大比例的人为“自身的偏见”而感到羞愧。但是，这种愧疚可能并不罕见。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女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洞察力——也就是说，她们清楚自己的态度并非完全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

然而，自我洞察并不会自动消除偏见。反省是消除偏见的开端。除非有人质疑他的偏见，否则一个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偏见。只有对偏见所建立的基础开始产生了怀疑，他才可能就此进入一个内心冲突的时期。如果人们对他偏见的不满到达了一定程度，他可能会受此激发，重新组织自己的信仰和态度。自我洞察通常是瓦解偏见的第一步，但自我洞察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足以消灭偏见的。我们在学生们的报告中能够发现，学生们对自己的偏见态度感到犹豫，软弱，他们的自律不断增长，但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厌恶态度。

那么那些矢口否认自身偏见的人呢？当然，在某些案例中，他们所言可能的确是事实（表现出良好的自我洞察）。在第5章中，我们估计可能有20的人能够准确地否认自己持有偏见。而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相当多的人（大多数的学生）持有偏见。这些人也具备良好的自我洞察。但是依然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完全缺乏对自我的洞察力。他们充满偏见，同时否认这个事实。他们是真正的偏见持有者。

现在，即使是真正的偏狭者，有时也会有负罪感，或感到内疚。即使是偏见极为严重的州长比尔博也会感到良心不安。没有任何一个被抓住并被审判的纳粹首领会表示完全赞同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希特勒的副手戈林（goerg）试图否认这些暴行的存在。他声称所有纪录片是伪造的。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补充说：“如果其中有5是真实的，那依然让人胆寒。”3 即使是以敌对与非人道的方式主导他人的生命的，道德泯灭的恶棍，在良知上也无法宽恕自己所造成的后果。

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生活中的偏见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内疚，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几乎不可能将偏见与对人际关系的需求和人道价值完全统合起来。

“美国困境”理论

这个假设成了贡纳·梅德尔（gunnar yrdal）关于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的中心主题。对他而言，整个问题的症结在于“良心不安”。美国白人无法使自身的做法与美国的信条保持一致，因此感到内心煎熬。该困境是：

……两者间存在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我们称之为“美国信条”的普世价值体系，即美国人在基督教教义和国家价值体系影响下的观念、言语、行为，与另一方面上特定个体、群体生活中的种种价值，即个人和本土的利益；经济、社会和性方面的嫉妒；对社群声望和顺应习俗的考量；对特定个人或族群的群体性偏见；以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需求、冲动和习惯。两者共同主宰着他的视野。4

总之，美国人无法逃避民主和基督教教义赋予他们的价值体系。在这个领域，许多习惯与信念是通过陷没式习得而来的。但是与此同时，幼稚的自我主义，对地位和安全的需求，渴望在物质和性方面的优越感，以及绝对的服从，都导致了许多矛盾的习惯与信念也通过陷没式过程被习得。因此，普通的美国人经受着道德上的不安和“个人与集体层面的负罪感”。他们活在冲突之中。

近年来，国际趋势使他们的负罪感进一步蔓延加剧。美国正在逐步认识到，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有色人种所组成的国家与殖民地区的人民的处理，而其中最大的障碍即是美国黑人的待遇。外国游客和外国媒体对我们对此的不安津津乐道。毫无疑问，他们的指责是极端的、片面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掩盖自身不足的动机。

一位美国人出访莫斯科时，他的俄国导游自豪地展示了城市的地铁系统。这名美国人在欣赏了车站和轨道后，问道：“可是火车在哪里？我为什么没看到地铁运行？”导游反驳说：“那你们南方各州的私刑如何呢？

诸如此类的无关的、含糊的指控，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早日显著改善美国黑人的地位，才能使美国处于道德上的领导地位。5 只要自身有一点足以为人所诟病的不足，我们价值体系的传播就显得空洞虚伪。如果我们无法独善其身，履行道德承诺，那我们的文明很快就会消亡，仅仅是机制上的聪明才智无法使之流传下去。

但是，无论“黑人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美国的官方 道德始终卓然独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没有任何国家在其历史性文件中，如此直接地表达出对平等的信念。法律、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大都遵守着这一信条。生长在美国的所有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一国家层面的行为指导。相比之下，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官方层面上本身就存在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但是在美国，歧视是非官方 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从更深层次的意义而言，歧视是非美国的。美国的国父们对此事采取强硬立场。而共和国最早期的民众也了解这一立场：

1788年7月4日，“美国宪法”通过之日，米克夫以色列的拉比拉斐尔·雅各布·科恩（raphael jab hen）出现在纪念阅兵的现场。一位当代作家写道：“神职人员欣然成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一部分。他们也出现在阅兵现场，宗教与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结。共有十七人加入了游行，其中四到五人互相挽着彼此的胳膊，以示联盟。将意见不合的不同宗教牧师联合在一起十分困难，此次联结显示了一个自由的 政府在推进基督教慈善中的影响。犹太教的拉比与两名福音牧师携手共进，构成了美好的画面。没有比这更能代表新宪法的意义了。它将所有的权利与智能向所有宗教敞开，不仅限于基督教派，而是所有值得获取公平对待的人。6

美国信条并未在态度的变化与形成中失去效力。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西特鲁恩（citron），尚（che）和哈丁（hardg）对一个问题进行了探究，即什么类型的回复最能够消除在公共场所，如面包店、候车室、拥挤的公交车中所听到的歧视言论。在资深演员的帮助下，他们创建了一个场景，参与者会对一名演员所发表的类似于“南欧佬”或“犹太佬”之类带有侮辱性的言论进行回复。之后，他们会得到另一名演员的协助，这名演员将使用各种回复以唤起其内心的偏见。（这个实验的目的并非建立偏见，而是影响旁观者的态度。）研究人员试验了愤怒的答复；也尝试了冷静的、有理有据的答复。旁观者将依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他们所认为最有效的回复。本质上，这个实验希望唤起人们对美国信条的信念。结果证明，人们更支持平静的回复，认为这样的态度最能有效击败持有偏见的人，而带有偏见的答复并不符合美国传统。7

我们国家的历史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每一个超出界限的煽动者都会被人以美国的信条为由推下神坛。一名种族主义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蛊惑人心，但迟早，他会作茧自缚。人们会——基于言论自由——而对少数群体进行伤害。（我们不支持“种族诽谤法案”，因为他们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公众的愤慨会消灭这位蛊惑者的气焰。至少目前是这样。正如梅德尔所正确指出的——美国信条依旧保有其效力。

然而，我们依旧需要对梅德尔的“美国困境”理论提出公正的批判。这一理论夸大了真相。评论家指出，由于等级制度与伴生的歧视是基于社会传统的，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并不容易为其在这个庞大系统中所扮演的渺小角色而感到内疚。个体并非系统的创造者。所以责任也不在于单个个体身上。由于个体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良心不安”。8

另一个类型的批评意见则不那么使人信服。这种批评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黑人应该“处于底层”的观念是源于白人自身的物质利益。白人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因为道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用来使经济优势合理化。9 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读到的那样，这种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过分片面。它所假设的剥削优势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而享有这一优势也会带来内心的冲突。

虽然我们也需要留意这些反对声音，尽管并非每一个美国人都会经历梅德尔所定义的困境，但是的确有很多人正处于此困境之中。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偏见就会经常（但不总是）伴随着内心的冲突。

内心抑制

尤其是当内心冲突之时，人们会抑制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表现出偏见——会只在特定的时刻才表现出自己的偏见。偏见思维在逻辑进程的某个节点停止了。正如怀特（e b white）所指出的那样，在纽约，每一个种族问题都能激起骂战，但显而易见的是，表面的风平浪静只是由于人们自身显著的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内心抑制在不同情况下的运作也是不同的，人们可能会在与家人交谈、在俱乐部中或是邻里聚会上对少数群体口出恶言。但是当有少数群体在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抑制自己的这种倾向。或者，他会当面口头批判这个群体，但是却不会做出其他的歧视性举动。或者他可能试图禁止少数群体成员在社区学校教书，或从事其所从事的职业，但他并不会参与到街头斗殴和骚乱之中。伴随着（内心或外部的）力量此消彼长，处处都存在着抑制。偶尔，偏见会发展为暴力的、破坏性的、危及人类生命的行为。但是，理论上总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使外部控制力量瓦解了，内心的暴力和愤怒也会引发仇恨。

费斯汀格（festr）的一个有趣实验，展示了情境抑制的微妙所在。10 被试群体由年轻女性组成，其中一半信仰犹太教，另一半则是天主教徒。她们被要求选出一名群体代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彼此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些情况中，投票者是匿名的，也没有人知道投票者的宗教信仰。当所有的参与者都匿名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将选票投给了自己所属的宗教群体成员。然而，在投票者的身份公开的情况下，就不再有那么多的犹太教徒将选票投给同为犹太教徒的成员了。而天主教徒仍然公开支持天主教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