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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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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接着对裘德“发难”:“对了,一旦上庭,你的形象必须整饬一番,得像个正常人一般。”

“像个正常人?”

“你需要表现出最基本的整洁,比如把脑后和两鬓的头发剪短,穿西装系领带,好好地洗个澡,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上庭前必不可少的。”

“哦!不!”裘德又开始喊,“我就是这副破败、坦率的模样,我怎么都不会改变,你必须接受我的存在。对一个人来说,他的衣服就是他肉体的一部分,是不能分离的。我自始至终就是这样的,我也向心目中最隐秘的神祇发过誓,无论是我头上的发丝,还是我手上的指甲,都不会让它们在剪刀或锉刀下被修剪、被损伤,我的身体发肤将保持原貌,不管地狱朝我打开,还是洪峰向我袭来。”

“把脑后和两鬓的头发剪短。”赫弗逊-布拉夫重复了这一点。

“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完全不传召你上庭做证。”奥利芬特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衷心的建议。”

“不传召我?不传召我上庭将是最大的愚行!”裘德的表演继续进行,“我一定要上庭,我一定要发言,我势必出现在众人面前据理力争,为我的书辩护!”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赫弗逊-布拉夫毫不客气,“如果你坚持以这副样子上庭的话,我们不如现在就散会回家。这就是我要说的。”

邓肯·拉比不得不转换了话题,他问起哪些人会为《乱言塔》的文学价值给出证词,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会先去探探安东尼·伯吉斯的口风,毕竟他在评论中,指称《乱言塔》是一本好书。还有弗兰克·克莫德教授、芭芭拉·哈迪教授、克里斯托弗·里克斯教授、威廉·戈尔丁、安格斯·威尔逊、尤娜·爱丽丝-弗莫尔。“还有剑桥那个伙计,”赫弗逊-布拉夫一时想不起其中一位证人的名字,“就是每个人都谈论的那位剑桥学者。”

“利维斯教授。”弗雷德丽卡提示道。

“对,就是他。”赫弗逊-布拉夫说。

“请别忘了,他不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做证。”马丁·菲舍尔说,“尽管他是个d h劳伦斯式的男人,我却看不出他会为《乱言塔》说好话。”

“我曾受教于他,”梅戈格说,“我读研究所时,他教过我。只能说他很乖戾又有些偏执,但毫无疑问,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不是好讲话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答应为《乱言塔》做证,不过,我相信我能代表他的批判性思维。”

“感谢你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马丁·菲舍尔说。

“也请你一并代表教育界发言。”正把好几根手指一齐向后掰的邓肯·拉比补充道。

“我的观点是任何出版行为都不应该被限制,出版审查制度是荒唐至极又不切实际的。”罗杰·梅戈格有点激动。

“请你以在出版物文学性、社会性和价值观这几个层面上的专业姿态,为《乱言塔》的文学价值做证即可。”邓肯·拉比委婉地提醒作为证人的梅戈格无须逾越专业。

梅戈格没立即接话。弗雷德丽卡突然意识到:梅戈格实际上根本没有读过《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执教一阵子后,现在对一些事情特别有洞察力,比如:眼睛的快速移动代表着什么?点头是否意味着有明智的决断?还有,最基本的,弗雷德丽卡一眼就能看穿那些说自己读了什么书的人是否真的读过那本书。梅戈格这时候开口了,他说:“斯迪尔福兹委员会里有一些成员本身就是作家,而且有古典式的思辨性,也出版过严肃读物。比如说,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我认为他的作品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他形象良好,而且通过了国家教育系统的普通水平考试和高级水平考试,他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赫弗逊-布拉夫欣喜地说:“你提到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种证人,他是那种会让陪审团看着很顺眼的证人。”

鲁珀特·帕罗特的秘书端着茶进来,秘书从银壶中将茶缓缓倒入一个个印着英国王冠标志的德贝瓷杯中。一盘小点心也摆上了桌,盘中有巧克力夹心饼干、蛋奶饼干、夹酸栗果酱饼干。与弗雷德丽卡比邻而坐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情不自禁地赞叹:“真迷人啊!”

“什么真迷人?”弗雷德丽卡问。

“你们英国式的决策过程很迷人,茶和饼干的搭配,诸如此类。我想就英国人汇总清单的方法写一篇文章。到底是谁汇总今天与会者的名单的?到底是谁汇总将要为《乱言塔》上庭的证人的名单的?这一层一层的汇总、筛选和决策是如何完成的?在最终将证人名单汇总完成前,会征询多少相关人士的意见?会将多少人剔除?又会有多少人原本被属意,但无法出现在名单上?我很想写这么一篇文章。”

“我以为民族方法学研究者会感兴趣的是,一个被称为专家的人,在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担任辩护证人时,会经历怎样的心理活动。”

“没错,也包含被称为民族方法学研究者的人的心理活动。所以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本身的想法,也可以是研究的一部分。”

会议结束,众人陆陆续续离开出版社的办公室,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竟然和裘德、埃尔维特·甘德走在了一起。裘德很反常地闷闷不乐、不发一语。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我们还没正式被互相介绍认识,但是我知道你,听人提起过你。”

“是吗?你听说过关于我的什么?”弗雷德丽卡口气咄咄逼人,她自己心里也惶惑不安。上次哈梅林广场上一别后,约翰·奥托卡尔想必陪保罗·奥托卡尔去了那个静修会,至今,她再也没收到约翰·奥托卡尔的一丁点消息,他从她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仿佛他从未出现过一样。而弗雷德丽卡不久前收到了律师的通知,她的离婚诉请案11月就要开庭,她害怕极了。

“我听到的全是对于你的称许。”甘德的话把弗雷德丽卡快要开始乱飞的思绪拉了回来,“你在我所辅导的四便士村的几位朋友口中反复出现,刚好那几位朋友目前过得都不是很顺利,基于我的职业操守,我无法透露关于那几位朋友的现况。不过,恕我冒昧,我认为你现在情形也不是特别好,你应该也身陷烦扰吧。”

“也许你的洞察力很敏锐吧。就算你有意透露你那几位朋友的现况,我此刻都不愿想起或谈论他们,以及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一点也不。”

“那对兄弟其中一个人说了几乎和你一样的话后,就保持着缄默,而另一个人则喋喋不休。我尝试居中调解,让那个安静的说说话,让那个多话的能心平气和,但是我的努力换来失败的结果。”

弗雷德丽卡默不作声。

“你难道忘了吗?”甘德诱使弗雷德丽卡开口,“你忘了午夜的纵火、轻微的爆炸,和你物品的损坏?”

裘德突然说:“离经叛道是通向智慧殿堂的必经之路。”

“你在反讽。但我认同你引用的威廉·布莱克的话——话中有几分真意。我也很想帮助你,但你还没有准备好让我帮你,你认为我是个滥竽充数的骗子。”甘德对裘德说。

“我可没说我认为你是个骗子,”裘德嘟囔着,“等一下,或者我的确认为你是个骗子。”

“你并不了解我。”

裘德反问:“我为什么要了解你?”

“你可能有一天突然感到对我的需要,那将会在一瞬间发生,与其说那是一种感知,不如说那是一种决定。而当你需要我时,我就在这里,随时等你,而你的存在也令我相当好奇和着迷。”

“别听这个人胡言乱语,”裘德转脸对弗雷德丽卡说,“他想让人跟他一起发疯。”

虽然这句话是从裘德口中冒出来的,但听起来却不像是裘德一贯的表达方式,也不像是裘德储存在脑中的词汇。这几句表面平常、实则反常的话,点燃了弗雷德丽卡某些隐秘的情绪,像是在她心中放了一把火,引起了她内心的连环爆炸,但她始终不说话。

甘德被裘德的话逗笑了:“好即是坏,坏即是好。你对我们此次偶遇抱怀疑态度是合理的。我们会再见面的——在一个更平和的氛围中。”这是甘德对弗雷德丽卡说的。

“对你而言,裘德·梅森,这整起事件,这整个审判过程,都是对你微妙生存机制的一次严峻考验。如果你需要帮助,我随时恭候。”

“你赶快去帮助这整个世界吧,别挑人帮助。”裘德不屑一顾。

“哦,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只会与需要我们的人相遇,这是冥冥中的一种牵引,命运把我们带到有需求之人和有难之人的身旁。我们三个能在同一条路上走着,这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以前从未走在一起,现在却是同路人了。所以,我必须以我所能所感,将我从你的面目上、你的星象上、你的肢体语言上所读取的消息告诉你,供你参考,这就是我们相遇的原因;当然,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切,也没关系,请不要介怀。”

离婚案就快开庭了。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弗雷德丽卡变得越来越瘦削,也越来越敏感,她无法摆脱对可能失去利奥的惧怕。尽管利奥让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迈得十足艰辛,有时候像要吞噬她的一切生命力,吸光她的每一滴血液,而且利奥自行其是,言行举止无法用任何社会行为模式或逻辑思维方式来对比、印证,但弗雷德丽卡心知肚明:身为人母,便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利奥是那样一个令弗雷德丽卡感到痛苦的小生命,但他的存在对弗雷德丽卡而言是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他肢体上和情感上的每一丝振动,紧紧地牵动着她的神经、触觉,迫使她不得不随之共振;他无论是徐徐行进,还是暴跳如雷,抑或是拔腿狂奔,都让她的心悬在半空中;他不经意的微笑像一团明净、炽热的火焰,让她通体温暖;他睡梦中的脸庞让她呆呆望着,望到忍不住掉下眼泪;数不清有多少次,在半晦半明的天光中,她屏息凝神地屈膝蹲伏,为的是感受他沉睡时的鼻息,她觉得她可以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他,直至陷入所谓永恒的时光。

她很想找人倾诉,她不知道能不能向阿加莎描述一下这撕心裂肺的恐慌,可阿加莎不是不见人影,就是闪烁其词,无法给弗雷德丽卡提供任何陪伴。弗雷德丽卡留意到阿加莎几位朋友频密地来访,特别是那两位老朋友——丹尼尔和亚历山大,他们一来便直接上楼,去找阿加莎,却不会走到弗雷德丽卡所在的地下室。弗雷德丽卡只好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自然的。阿加莎既有美貌,又有智慧,阿加莎即便不动声色,亚历山大也能轻易被阿加莎俘获,因为亚历山大迷恋的就是阿加莎的神秘、冷淡;丹尼尔则需要摆脱现在的心绪,所以总是对阿加莎倾吐。阿加莎最近经常要“加班”,弗雷德丽卡就必须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弗雷德丽卡心中一半是酸涩,一半是狐疑。有天夜里,弗雷德丽卡又在家独自照看两个孩子,阿加莎直到很晚也没回家,但亚历山大却意外登门。阿加莎不在,亚历山大只得去地下层“造访”一下弗雷德丽卡。“抱歉,害你不得已而求其次。”弗雷德丽卡表面上取笑着亚历山大,暗地里鄙视着自己。亚历山大接过弗雷德丽卡递来的一杯咖啡,向她解释她应该要知道却执拗地不去打听的事情——阿加莎几乎被斯迪尔福兹委员会报告初稿里的种种问题纠缠得透不过气,那份调研报告虽然还在草拟阶段,但整个调研所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和台面下暗潮汹涌的人际关系问题,都让报告的主笔之一阿加莎濒临崩溃。

但阿加莎平时不怎么跟弗雷德丽卡讨论工作,弗雷德丽卡倒满不在乎,动不动就跟阿加莎谈起工作——毕竟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的工作是有兴趣的,所以也喜欢听弗雷德丽卡说那些事。亚历山大把身体堆入弗雷德丽卡的沙发里,放松地坐着,说起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

“集合一整组人的意见来写报告真的是太难了。对于究竟要使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完成整份报告,我也正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基本上,负责执笔这份报告的人有两位,也就是阿加莎和我,我们已经协调、划分好了章节架构。然后,委员会还有其他编撰小组,各小组负责不同内容——我们有‘口语英语和书面英语’小组、‘教室管控:关爱/权威’小组、‘教室实际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该被纠正?’小组,‘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或者两者兼容?’小组,还有一个‘应该如何进行语法教学?教多少语法?为什么教这些语法,而不教其他语法?’小组。最后这个小组还有个别名,叫作‘语言作为学习对象’,多细致啊!简直像动物学或数学一样!只听这些名目,就叫人觉得唤醒了心底澎湃的激情——那种真实的、紧要的激情,你可得注意,那是关于真实的紧要的事情,所涌出的激情。从调研中,你几乎要相信学校里的教师们的宏愿,教师们说想要为学生们创造出完整的人格、友善的环境、充实丰盛的人生、潜能的充分开发、好奇心的满足、自信心、成长、坚毅、机敏,差不多也就是学生需要的那些东西吧。但当你对比这番愿景检视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他们的承诺就像掌中沙,一泻而去;那种感受也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须臾间,那些生命形态突变成巨大粗壮的蛇,互相缠绕更彼此噬咬。我们在报告中写的是如何教授语言,而我们笔下所用的那些语言,似乎总是言不及义,无法将我们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我们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好几个月以来对我们的整个评议过程不发一语,但不久前突然说了一段话,他表达了对头脑的困惑,他惊讶的是当我们要学习并解析头脑的运作时,头脑本身竟然展现了叫人恐慌的抗拒力。斯迪尔福兹教授连同汉斯·里克特、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正在为整份报告写一篇序言,意在点明‘孩童’和‘语言’这两者,因成为集中研究和学术关注的课题,到底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被卷进剧烈又奥妙的变化中。”

“阿加莎从来不对我说这些,这太吸引人了,你快接着说。”

亚历山大说了下去,他对各编撰小组,以及小组形成过程中成员间不期而至的结盟、敌对,还有各组人员的调整详加描述。亚历山大特别点出,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位记者马尔科姆·弗兰德,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几乎无甚贡献,却在文段概述和归纳整理方面显示出他的职业特长。他的写稿能力很强,目前正负责“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这一部分,亚历山大还告诉弗雷德丽卡,教师们对教室主控权这一议题分成两派:一派反对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法,认为孩子们应该按照需求,自然而然地去探求发掘,就像两岁孩童在不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能获取语言能力,学校中的孩子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持反对意见的另一派教师则强烈认为,学生同样有必要获取他们懒于获取的知识,有备无患,一旦这些知识派上用场,他们将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即使不是实用的知识,这个“社会”仍要求社会成员掌握一定知识,尽管在学校中,“社会”这个概念还不会为学生们制造太多问题,但“社会”对每个人来说,迟早都将成为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亚历山大继续说着,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人憎恶语法,也对语法的教学表示反感;而语法的支持者们,虽然是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却掷地有声地倾诉着对语法的热爱——他们热爱语法的规则、语法的美感、语法的复杂。委员会中的埃米莉·珀菲特是一位童书作者,她赞成学习诗歌,但建议回避诗歌中的语法,她将语法视为“精神虐待”,于是“精神虐待”如此轻易地,又增加了一个门类:“精神虐待,有趣的惯用语”。亚历山大转述了威基诺浦教授的点评。亚历山大称赞了阿加莎管理这些编撰小组、让小组成员乖乖听令的高超手腕——就是威胁他们会临时调派撰稿人罗杰·梅戈格和诗人米基·英庇入组。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小组愿意接收,却在小组之间扮演着“使节”的角色。

弗雷德丽卡说在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里见过罗杰·梅戈格一面,亚历山大讲完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情况后,弗雷德丽卡把鲍尔斯&伊登的那次审前会议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她说,律师们永无休止地鉴定着这个人、那个人的资格,也不依不饶地探究着上庭做证的专家们的合理性。她有感于生活中充满了为各种不可能下定义之事、物下定义的律师和委员会,让童年、堕落和腐化倾向、语言、婚前行为失检、通奸、负疚都有了定义。她说,她此刻对奈杰尔充满了“负疚”,因为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但是她又说:“奈杰尔也对我提出了反控,对于控状中大多数事情,我都没有负疚的感觉,当然有几件事的确令我负疚,不过,那不关别人的事,我只需要过自己那关。”

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两人的话题是岔开的。亚历山大说:“我知道,加入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后,也许会有一个我心境异常澄澈的时刻,在那个时刻里,我会弄懂教学、儿童、语言的意义,而我珍贵的所得,会在调研、诠释和各种复杂事物组成的混沌状态中轻飘飘地消失。结果,真是这样的,事物的复杂性远比我想象中的更确凿不移、更根深蒂固。”他还说,整个调研过程中他所观察到的真正杰出的教师,都深知教学、儿童、语言是什么,就像他自己也一度确知的那样,不同的是,那些教师的认知不会转瞬即逝,他们用坚固的知识,实践着言传身教。

他转而安慰弗雷德丽卡:“你说你负疚,我为此感到抱歉,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这种心情抛诸脑后。”

弗雷德丽卡很想和盘托出自己对可能会失去利奥的那份惊悸,她的确很怕会失去利奥,也许是因为太害怕了,她没办法说出任何一个字。

她转换了话题:“我们在审前会议上还讨论到能否请你为裘德提供证词。”

“难道你们觉得我想提供证词吗?”

“你理应提供证词,如果他的书被宣告有罪,他会死的!”

“我不喜欢他那本书。”

“不管你喜不喜欢那本书,你都不会想看那本书被禁吧。”

“我想我可能不希望吧。”

他们听到阿加莎开门的声音。“好了,”弗雷德丽卡说,“快去商议你们的报告吧。”

贴合

呻吟的是我的母亲,垂泪的是我父亲,

我纵身跃入这险恶的世界;

无依无助,赤身露体,声震八荒

如同藏身于云絮中的魔王。

我在父亲的手掌中挣扎不止,

也在捆缚我的襁褓中奋力撕扯,

无以脱身,精疲力尽,

只好在吮吸我母亲的乳房时狠狠撒气!

——摘自威廉·布莱克《经验之歌》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对两件事情的关注,或说对两个概念的留意,这两个概念在近代历史上都已变成吸引人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难题。当然,在以前,这两个概念没有现在的地位,我们所说的是“儿童”和“语言”。19世纪前,“儿童”指的是婴儿或个子矮小的成年人,他们穿着和父母一样的衣服,与父母一样,服从着相同的一套法律惩罚,包括绞刑,当然也受制于相同的道德准则;而如今,我们把一个人类生物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成为一个独立、有责任感的个体所需要的时间,也纳入考量。我们对这个过程投以更多关注和更复杂的兴趣——包括对语言的学习,经由语言的学习,一个人才能获得独立,建立责任感。

我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语言不再仅仅是那块让我们窥看外部世界的玻璃镜片,而成为我们形塑和限制自己目的性和领悟力的工具。我们的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维特根斯坦甚至将哲学视为“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而坚持“语言、真实和逻辑”思维体系的那一派,则认为语言形态对自然万物本质的真实性和虚构性具有极大的创造作用。另有一派相信“语言已与世界解离”,语言成为一种仅仅能够对自身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和结构进行最佳阐述的局部系统。同时,学界对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统治工具和操纵工具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兴趣与日俱增,因此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新论调:儿童也应该对语言的操纵潜能有一定的熟识和警觉。在这种论调中,有几个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这几个议题皆与语言的政治功能性有关,比如英国人对“正确”言谈和“有序”书写根深蒂固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就源于他们所属族群或等级已成为共性的口语习惯和语言结构;又比如,以既定的“规则”框架来确认语法规则,这种做法既有实效,也有其限制;还有,语言是否能决定何种利益占上风?又或者,语言是否能改变权力结构?

(摘自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关于英语教学的调研报告序言,截取的是草稿内容,后来该部分经过大幅修改)

当被告知婴儿性欲呈“多相变态”状态,我们成年人便会闭目塞听。而且弗洛伊德的观点肯定是说多相变态也是我们最深层欲望的表现模式——有谁会将这种主张认真对待呢?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认知从对“变态”的偏见上剥离,如果我们可以尽量保持客观,我们才能去试着分析婴儿性欲的实质,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它的定义。婴儿性欲指的是利用全身所有器官或说任何器官来获得快感的行为,因此,如果我们检视婴儿性欲这个概念中的“变态”各个要素的具体性质,那么弗洛伊德的观点将会变得相当清晰。“变态”包括触摸、窥视的快感,肌肉运动的快感,甚至是对疼痛的渴望所带来的快感。

弗洛伊德和布莱克都认定,我们人类保存于无意识状态中的终极本质,是对快感这一原则的极其隐秘的忠诚,而“快感”用布莱克的话来说,则是“喜悦”。

在人类世界中,存在于聚合与离析、相依与独立、群体和个体,甚至生存与死亡等两者间的辩证式的纽带关系,早已断裂。这个断裂就是在婴儿期发生的,而这个断裂的结果就是家庭制度的诞生。家庭制度为在孤立无援生存条件下的儿童提供了长期并持续性的照料,在家庭制度中,家长的管护让人类的童年成为一个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有特权意味的自由阶段,也因此,在一个近乎不真实的情境中,人类允许并鼓励了婴儿性欲和快感原则的初始发展。在父母庇佑之下,与现实隔绝的童年期里——不管是从爱欲还是本能来说,在爱和快感的世界里,婴儿性欲都构筑起一个自我陶醉又无所不能的美梦。

但是,如果家庭制度给人类婴孩提供的是一个对其他动物种类全无所知的主观体验式的自由阶段——而这种体验可在婴儿被置于对父母照管完全客观依赖的条件下,并且与其他物种的隔绝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实现。而完全客观依赖父母照管,将造成婴孩对爱欲需求消极的依赖态度,婴孩将无法做那些“自我陶醉又无所不能的美梦”。所以说,家庭制度对人类欲求的形塑可以去往矛盾而极端的两个方向,矛盾所产生的辩证关系,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矛盾情绪”和“心理斗争”的导因。

家庭在人类心智上所造成的矛盾性,也正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死亡冲动两者间的矛盾性,这在前文中已有阐述。

(诺曼·o布朗,《生与死的对抗》,“死亡与童年”一章,第113页)

当他们终于睡醒时,已经是深夜了。格雷特哭了起来,她边哭边问:“我们该怎么走出这座森林呀?”汉塞尔只能安慰她道:“再等一会儿,等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就能找到路了。”等到满月高悬,汉塞尔拉起他小妹妹的手,两人循着地上一颗颗像新铸的四便士硬币般闪闪发光的卵石,就这么慢慢走着。他们走了一整夜,在破晓时分返回了爸爸的家。

——童话故事《糖果屋》

还有一些回声,

隐匿于花园中,我们是否要追溯?

快,鸟儿说,快去找到它们,快去找到它们,

就在花园一角。穿过第一道门

走进我们的第一个世界,我们是否要听信

画眉的欺骗?走进我们的第一个世界……

去吧,鸟儿说,树叶丛中全是躲好了的孩子,

他们兴奋地藏在那里,忍住不笑出声。

去啊,去啊,去啊,鸟儿说,人类

承受不了太多的现实。

——ts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之《烧毁的诺顿》

一个梦

一个正在等待离婚听证的女人,恍然间,发现自己置身于湍急小河的河岸上。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画面和感觉,她和小河被掩映在浓荫之中,日光和叶影在水面上竞逐奔跑,偶有微风拂过,撩动起层层的树叶和粼粼的水光。她行走在小河边平阔草地的颀长草叶间,戴着她的订婚戒指,那是一只白宝石、蓝宝石和月光石排列而成的蓝白相间的戒指。戒指上箍紧着宝石的钩环突然松脱裂开,宝石脱落四散,掉入草丛中,那些蓝色和白色的小石头滚得到处都是,那么微小却光芒四射,似乎比原来安坐在戒托上时的光亮更加夺目。她试图把它们捡起来,一颗颗宝石像水滴一样从她指缝中溜走,蹦蹦跳跳地滚远,又像被郁积的苦楚催促着的泪珠,扑簌扑簌地坠跌——这是梦境中的一幕,做梦的不是那个女人,做梦的人清清楚楚看到那个女人的脸,女人空洞的眼窝就像戒指上空无一颗宝石的戒托,只有蓝色的和白色的石砾般的眼泪从眼窝中滚出,摩擦着她的脸颊落下。

被两边河岸夹紧的幼小河流,像是被枯枝碎叶和蜗牛废壳紧紧包裹着的水孩子,跟茧中的毛翅目幼虫一样,被“房舍”所禁锢;水孩子从水中极目远眺,追随着漩流,漩流时而急速奔流,时而鼓出水泡,戏谑地将水泡抛向紧跟的水孩子,而那漩流亦然,对水孩子从不离弃。

女人的眼泪和宝石,一滴滴、一颗颗地滑入河水,尽情融在水中,化为水花。

我一追想我们往昔的岁月,心底就会生出

无尽感念和赞美,倒不是

为了那些最值得称颂与赐福的事物——

欢乐和自由,童年时天真的信条

无论是欢腾时还是静默时,

振翅欲飞、如同雏翼般的希望总在他胸中震颤;

——我不是为了这些

才唱出感谢与赞美的歌;

而是为了那些对感官世界和外化之物

所做出的倔强盘诘,

为了那些来自我们身上的跌落和泯灭;

为了一个游走在虚无尘世间的生灵

那茫然无由的疑虑不安,

为了我们一介凡夫俗子在面对至高天性时

如戴罪之身一般的惊惧战栗……

——威廉·华兹华斯《不朽颂》

就在诞生的一刹那,来自石器时代的婴儿在与20世纪的母亲对峙时,就已经屈服于一种暴力之下了,那种暴力叫——爱,婴儿的父与母也曾受制于“爱”,因为他们同样有双亲……我们如此有效地摧毁着自己,我们使用的正是伪装成“爱”的暴力。

——rd莱因

死亡的至少有八十三个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儿童,还有四十六人被掩埋在艾伯凡村的矿山中,矿山靠近默瑟特德费尔。昨天早上,一场大雨过后,煤矿堆积的尾矿因浸湿而导致崩塌渣流,倾泻而下的矿渣崩落压毁了潘特格拉斯小学、一座农场和一排房舍。学生中有八十八人获救,其中三十六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默瑟特德费尔的工党国会议员so戴维斯表示,矿难发生时,一个当地煤矿仍继续往矿渣上倾倒废渣……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的生还者里,包括潘特格拉斯小学的女校长——六十四岁的安·詹宁斯;而副校长d贝农被发现时已经死亡,他怀中掩护着的五名学生也全部罹难……

因为晨雾,临近艾伯凡村的芒特普莱森特村,有五十名儿童逃过了这场矿难,他们所乘坐的校车遇雾延迟,在矿难发生十分钟后抵达潘特格拉斯学校。芒特普莱森特村的一名母亲奥尔雯·莫里斯说:“要不是因为那场雾,我十四岁的儿子乔尔就会提早到学校。他后来哭喊着跑回家,告诉我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心中的欲望和开瓶器一样扭曲,

不要降生于世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第二好的是格式化的人生轨迹,

像舞步一样,尽情地舞蹈。

跳吧,跳吧,舞动起来的人生多从容,

音乐竟有如此感染力,似永不停顿;

跳到星辰从椽子上纷纷降落;

跳吧,跳吧,跳到你也放弃。

——wh奥登《死亡的回响》(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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