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2/2）
他们扭曲求欢
他们啮噬巧克力雪糕，灌下可口可乐
直到他们被呛到
“他真是无法无天。”奥丽奥尔小声嘟囔。
孩子们大声欢呼、掌声雷动。米基·英庇把孩子们排成长队，跳起了“鳄鱼舞”，他们的队伍像蛇一般在校园里逶迤巡行。孩子们在笛手的配乐下高唱着，他们大多数人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一点也看不出疲倦萎靡，尽管有一两个小孩子开始蹒跚或号啕。终于，阿加莎·蒙德拉住了米基·英庇的胳臂，告诉他说：“委员会必须离开了，还有其他的学校在此次参观行程中。”米基·英庇并没有马上就停止，阿加莎不得不小跑追上米基·英庇，向他苦口婆心地解释。米基那俊美的脸笼上了阴郁。他朝孩子们问话：“你们想要停止吗？”
大部分孩子喊：“不想!”另有几个说：“想!”
“他们不想现在停止。”米基·英庇说。
“不行，必须得停止了。”阿加莎厉声说道。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她背后，以示支持。
“你们看啊，”米基·英庇边撤出孩子们的队伍，边转脸向孩子们说，“他们才不在乎你们想要什么，他们才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当他们对你们说你有自主选择权时，那只不过是一个诡计。”
孩子们中间传来一阵稀稀落落的呼声，似乎在回应着米基·英庇的喊话，就好像他是个流行明星似的。
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跟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不一样，这并不是一所崭新透亮的新学校。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由曾经的大主教堂文法小学和利兹路现代中学改建而成，现在是一座拥有两个校区的学校——文法小学校区和现代中学校区。旧的文法小学装有护墙板，因此幽暗又有回音，而旧的现代中学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在操场里还建有装配式的教室，飘散着一股腐朽又不怎么清洁的气味——教室里长着饶有异国风情、看似有咸味的菌物，暖气管上也被喷洒上斑斑点点的化学污渍。就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展开了一场关于“混合能力教学”优与劣的激辩。小组成员们被带去观赏四年级学生的一个即兴短剧演出，学生们表演的内容是两夫妇间的家庭口角——正在准备周末午餐的家庭主妇，和她想去酒吧喝酒或看足球的丈夫的争吵。剧本还是提供给了那些没有戏剧表演能力的学生，好让他们的演出不至于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但也有学生演得自然出色——一个女学生突然在表演厅中疾呼起来：
“所以，照你的意思，我却必须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生活，对吗？从早到晚，毫无变更，采买食材，烹煮三餐，然后陪着我做好的食物空等，等到所有食物变冷、泛油，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最后只能倒掉这些残羹冷炙，将餐具洗刷干净，在你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对你说一句‘没关系’，而你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你真的一身臭气和一脸病态!这就是我身为女人的全部内容吗？”
如此流利又雄辩的口才，让她的脸上最终漾出一片绯红色的光晕，这让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羞怯不已，那个演丈夫的男学生只能一再重复着：“哎，拜托你不要这么夸张。”或者：“事情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又或者：“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罗杰·梅戈格满怀喜悦地享受着这一刻，并向戏剧指导老师祝贺着，说短剧激发出女学生内心积蕴已久的女性矛盾与挣扎。戏剧指导老师告诉罗杰·梅戈格说，这个女生的父亲是一位教区牧师，而且滴酒不沾，所以短剧中很多剧情纯粹是由她想象出来的。但亚历山大觉得无聊至极。在他的印象中，学校生活的组成成分中占90的是无聊。不管对好学生还是对坏学生而言，都是无聊。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无聊的，尽管这一点不被承认。
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个实验者和创新者。他主持了一个学校委员会，也经常在旧文法小学的礼堂中举行一些讨论。为了欢迎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到来，校长特别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
“我们学校相信的是，教授英文语法，有百害而无一利。”校长说。
校长这番说法里有其隐秘的动机：校长本人，就是一位地理专家，对自己求学时期的英文课印象深刻——对语句要做语法分析，对从属子句的放置，都是一种磨心蚀志的折磨，一场令人困惑又全无意义的练习。“一个学年是很短暂的，”校长继续解释着，“学校学习从总天数上计算，也是不多的，对从句的分析是对时间残忍的浪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同事都认同他的感受和观点，他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亦是如此，“即便是热情的读者，对于英文语法的学习，也是会反感的，也会觉得这些是非自然的。”
校长将这组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小组的成员介绍给学校师生。
“今天，我们荣幸接待的这组贵宾，研究的正是此刻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他们中有威基诺浦教授，他是德高望重的文法学者；有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他创作的剧本让我们中很多人着迷不已。我们也要欢迎一位颇受欢迎的年轻诗人米基·英庇。另外，还有一位科学家、一位物理学家，以及一位专事教育内容写作的作家在成员行列中，他们每个人都将把各自的所专所长带到今天的讨论中。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的学生对今天的议题的精深思考，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学校中一向有对我们所关心的议题进行良性探讨的习惯——这包括将我们认同或不认同的见解清晰呈现，也包括我们会认真听取任何人所提出来的任何想法。”
辩论会活泼地举行着。一个粉红脸腮、黝黑俊秀的六年级男生，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都在没有被教学的情况下，自主地领会了如何讲出并理解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我们能懂得诗歌、新闻报道、政治演讲，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对话，而且我们从不需要去下苦功分辨哪一个词是名词，哪一个词是动词，更不必说所谓的名词从句或虚拟语态。但当我们学习他种语言的时候，的确需要多少掌握一些诸如此类的术语，但外语本身就得从这个基础上学起来。”
反对者，是一个看似激动的圆润女生，她反驳道，语法从本质上跟化学物质或人体器官的定名别无二致。“我们需要了解血液循环和心脏瓣膜。而语言也是我们人体机理的一部分：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想要弄懂它。”
提案者的二辩驳斥了这个女生的论点：“如果没有人懂得血液和心脏的运作，你会死；但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名词或动词，你却会无碍地进行着你的讲话。”
反方二辩是一个紧张不安、眉目低垂的男生，他辩论说，如果一个人无法正确地说和写，那么就不能得到一份工作，或通过一场考试。规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人们或许不喜欢规则，但他们或许将更不喜欢没有规则的生活。对规则的谙习，能给每个人带来公平的机会。
辩论会进行得很顺利，学生们以令人惊讶的人数踊跃参与了争辩。他们都准备得很充分，在小卡片上写下了论点，辩论过程中，不时读着小卡片。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其来有自，他们搜集整理的逸闻式论据层出不穷——无实质语意的东西、不公不义、某个语法的愚蠢程度，还有，就是对空耗时间的鞭笞。但语法的拥护者在辩场上显得更加有教养和有责任心，大概是老师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并指点他们如何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如说“语法让我们能以更有趣的方式进行写作”，或者“语法让我们洞悉我们自己的想法”。
不过，反对语法的学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威基诺浦教授向校长祝贺，称赞他的学生非常有辩才。米基·英庇则边听辩论会，边在座位上蠕动，有时候甚至把他的脚直接搭在他身前的座位上(那个座位上坐着的是汉斯·里克特)。就在威基诺浦与校长对话之际，米基·英庇一把拉住了校长的袖子。
“我能对您的学生们说两句吗？他们的话我听得已经足够，现在我想让他们听听我说的话，您有意见吗？”
“我跟你说过了，”奥丽奥尔·沃思对亚历山大耳语着，“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一定会对他多留点神。”
“我们应该上前阻止他吗？”亚历山大回问。
“那应该不在我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奥丽奥尔说。
“您请便。”校长对米基·英庇说。
“孩子们，你们听着。我的名字是米基·英庇，我是个诗人。我已经听完了你们各自的说法，有的说得不错，说出了非常棒的东西，但你们不过是全都被某种自以为聪明的想法集结在一起，比如威基诺浦主席、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其他垃圾的想法。孩子们，听我说，不要被他们洗脑。听我的，要往有自由、创意、远见的方向去思考。他们不过让你们坐在那里，学习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你们根本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拥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威廉·布莱克。他认为，只要你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正确的，你的想象力就是无限的。他对‘无限’最有见识。听听他说过的话，他的话将颠覆你的认知。比如，他说过：‘你何以知道，当每只鸟划过天际时，它们所翱向的极乐世界，正是你因闭锁了五感而远离的世界？’他还说过：‘一个思想就可填满穹苍。’另外，他也有这样的名句：‘活力就是一个生命，活力来自躯体；理性则是活力的界限，或是拘囿活力的圆周。活力本身就是永恒的欣喜。压抑欲望的人啊，请你继续压抑，因为你的欲望薄弱到可被你压抑，压抑者，或理性者，篡夺了欲望的领地，统治着不甘的灵魂。’ [7] ”
米基·英庇接着说：“你们应该好好思索一下这些话，好好思索怎样利用自己的活力，好好思考怎样面对无限——而不是纠缠在他们教你的那些东西上。当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有人像我对你们一样说这样一番话，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这番没有人对你们说过的话。”
有的学生微笑，有的学生嗤笑，有的学生鼓掌，有的学生面带窘色地坐立难安。听者们的反应并不一样。那些先前发表过意见的学生，等待着因自己的发言被赞扬一番；当然，在少年少女的群体中，总是有一股对出丑的惧意在不断滋长着。在他处、在别时，米基·英庇可以轻易地降服、驾驭、善用年轻人的惧意，但在这里，他的讲话却像在扳机扣到半击发位置一般，火力突然终止了。不管是米基·英庇本人还是校长，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校长顺水推舟地感谢了米基·英庇，感激他“决定与我们分享这则信息”，米基·英庇则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座位上，皱起了眉头。
亚历山大问威基诺浦：“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憎恨语法？”
“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必须剖析的一个现象。当然，他们所抱怨的语法其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守旧概念，是拉丁文的衍生物，跟现代思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的确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也许是大脑的阻滞，在计议、度量着它本身的运作。”
亚历山大听到威基诺浦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只觉得那跟从句的分析与教习毫无相关性。“然而，也挺有趣。”亚历山大想。
米基·英庇缺席了当晚在迪恩庭旅馆的晚餐，威基诺浦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因为他连夜赶回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向阿加莎·蒙德问起委员会是否会处理米基·英庇的人，是罗杰·梅戈格。罗杰·梅戈格简直像是一个从不忌讳于提出糟糕问题的顽皮鬼，可他不喜欢别人的糟糕举止，尤其是比他更年轻的男性的糟糕举止。阿加莎以“外交辞令”回答他说，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应该会就成员在委员会里所应具有的正确言行，找米基·英庇谈一下。从她以往的经验中看，这样的问题通常会以“问题成员”服从组织章程或离开组织，用这两者中其一的方式得到解决。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刚刚及膝的洋装，看起来挺俏丽，甚至可以说美丽。她的腿又细又长。她有可能是穿上这种短款洋装后，依然可被视为出色的10的女人中的一员。亚历山大故意走上她身后的台阶，在心底品评着她——女性公务员竟然可以穿上这种展示臀部动态并露出膝盖窝的裙子，可真是稀奇，她看起来简直像个女学生，或者宇宙飞船队动画片中的女指挥官。亚历山大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一句：“那你认为我们那位大顽童最终会服从，还是脱队？”
“他搞不好会退出，他可能会闷得受不了。反正我的想法是他会退出，但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政治领导面前讲他的坏话。毕竟，他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多样化。只可惜他会郁闷至极，这是毋庸置疑的。”她接着补充自己刚刚说的话，“另外，他成了一个集体的极好的刺激源，像砥砺珍珠的砂砾。他会让整个组织更有向心力，更善于合作。”
亚历山大顿时生出像“慈父”般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冲动，他毅然阻绝了这股冲动。
委员会小组第二天去弗莱亚格斯的小学。第二天清晨，亚历山大抽时间趁早赶路去看望了比尔·波特，他一早便通知了比尔·波特，所以比尔·波特也在等着他。亚历山大看到比尔瘀青的脸，很是吃惊，忙问比尔是不是摔伤了。
“不，我不是摔伤的，我还没有老到被自己的脚绊倒。我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推挤在门与墙壁之间，撞伤了头。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女婿，他跑来找弗雷德丽卡。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并不在我这儿，也不相信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究竟人在何处。很明显的，弗雷德丽卡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也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每一天都过得不乏味。我很庆幸我对于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需要掩护。”
“我知道她在哪里。”亚历山大想了一想，说，“她正被照顾着，而且被照顾得很好。”
“如果你见到她，”比尔说，“告诉她，我很想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剩时日无多。一日为女儿，终生为女儿，她将会慢慢认清、接受这一点，你一定告诉她。噢，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告诉我她的栖身之所，以防那个粗野的人又回来找我、折磨我，逼我把她的行迹和盘托出。他完全做得出来那种事，然后他又会哭着为痛下的毒手而抱歉——即使穿着厚重的衣服，他的身手也很敏捷——都是因为他脾气很大。”
“我会告诉她的。她现在也隐居避世。”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她能有一丁点理智，也不会身陷这种窘境。她应该嫁给一个温和的男人，像丹尼尔那样的男人。”
“你之前都不让丹尼尔进你的家门。”
“是啊。不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其实是他基督教徒的身份令我排斥，我并不排斥他本人，而且我也做了结论：他并不会比我多出任何一丝一缕的基督徒品性。”
“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传道者，你从以前就是如此。”
比尔对亚历山大还以笑容。
“人老去以后，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他说，“就是分得清楚谁跟你是合拍的人，谁是能真正和你分享回忆的人。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的确如此。”亚历山大说。
自亚历山大一进门，比尔两次说到自己老了。比尔看上去的确苍老了。他受伤的部位，痊愈得很慢，他的皮肤薄得简直像洋葱皮。瘀伤的面积很大，伤口里的淤血显映在皮外，呈现出黑色。他的笑颜意外地令人毛骨悚然，但亚历山大报以带着关爱的笑容。
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8195;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每节课下课前，”戈登女士说，“我们都要读一读字典，查一查我们今天所学的字词，比如今天的虫子、小蛇。玛丽·奥顿，你来挑一个单词，因为你今天思考得很多，你来选一个吧。我们最后想读到一些没有人认得的字眼——连我都不认得的字眼。我们还会畅想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单词，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单词做多少表达。”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因诗人的“负隅顽抗”而觉得尴尬。诗人站起来，把餐盘里的食物统统刮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浸泡着使用过的餐具的大桶里。诗人说：“这个村里肯定有个小酒吧。谁想跟我一起去吃个三明治？”没有人回答他。诗人昂首阔步走了出去。阿加莎预料得对，这个委员会小组里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跟彼此更加同心同德了。
委员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个讨论这些学校参访的会议。他们在教育部一个毫无生气的房间里，绕着长桌子围坐，这个房间之后将被改造成教育与科学系的系办。成员专业、职业相近或相同的就相邻而坐，比如学者跟学者坐在一起，教师跟教师坐在一起，作家和记者坐在一起。他们相处不怎么融洽，但没人跟那长着甜美脸蛋的诗人坐邻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便条簿上画卡通人物。其后，这些职业组别被打乱，大家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亚历山大坐在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秘书奥布里·韦斯，其他学者如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娜奥米·卢里、亚瑟·比弗等人的对面。他坐在那儿，不是为了直视主席的眼睛，而是为了看到阿加莎·蒙德。亚历山大不把自己当作这个集体的一员，他以独立的个体、观察员自视，他认为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失误。但其他人呢，用他们积累了一生的经验所得，认定亚历山大善解人意又平和待人，认为他是个带来向心力的人物。奥丽奥尔·沃思和罗杰·梅戈格分坐在他的两侧。
阿加莎完成了翔实的参访报告。亚瑟·比弗虽然没有随队参访，但评论说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针对基础教育表现出完全相异的教学理念。亚瑟·比弗问参访成员是否对这两所小学的优点，形成了各自的看法。
汉斯·里克特说现在已经是秋季。他补充道，之所以会先说这一点，是因为夏季里的星辰小学会显得空气流通又光线充沛。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入秋后，室内会变得相当闷热，老师和学生都会因出汗而感到不适。汉斯·里克特的意思是说：学校建筑忽略了人。
亚历山大则说星辰小学根本未给学生们提供隐私权。
罗杰·梅戈格说多数学校都不注重学生的隐私，他转而问汉斯·里克特对于建筑的意见，是不是一种比喻。
汉斯·里克特说，这并不是任何比喻，那只是一种用体感进行的物理观察。但是精神状态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所以当孩子们感到炎热时，他们事实上是无心学习的。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呼吁委员会成员们把议题从建筑转到语言教学上来。
奥丽奥尔·沃思指出，星辰小学和弗莱亚格斯小学都是不错的学校，因为孩子们在两所学校中都能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快乐。但她又补充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所表现出了好的教学风貌的缘故，也可能是当天上课的教育者素质都较高。星辰小学的校长像是连后脑勺都长了眼睛，所以他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管理能力。同时，当他直面眼前的实务时，条理清晰的他，能够有效减少在教学中难免会产生的无目的性和混乱。同样的，弗莱亚格斯小学的校长兼教师戈登小姐，在掌控各种年龄和各种能力程度学生的关注力上有独到的一套，她能充分锻炼学生的头脑。但如果换成了天分不够、创造力不强的教师，在弗莱亚格斯小学的实例中，学生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了。
亚瑟·比弗建议道，委员会的报告中必须有一章用来详细解说教师的教学活动。因为语言的教学植根于教师的能力，以及教师的哲学观。
罗杰·梅戈格自言最令他震惊的是来自卡尔弗利的安乃林·贝文综合中学那股对语法的深深恨意，这在那所学校的语法辩论会上一听便知。不管是多少优质的施教，都无法令那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改变对语法的排斥态度。罗杰·梅戈格说当自己还是个学生时……
(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决议，被要求回想自己作为学生时的情景。每个人都从前尘往事中采撷破碎的云影，不管是愉快的时光，还是惨淡的日子，都被从那一间间满是尘屑的课室内召回。亚历山大浏览着每个人的神情。他描摹着罗杰·梅戈格当学生时的样子：肥胖、膝盖肿大、头发卷曲、怒气沉沉、好斗，不是任何一个学科上的顶尖学生，但总是趋近着顶尖的学生。)
罗杰·梅戈格说，当他自己还是个学生时，学习语法的经验是一个早已架设好要生擒你的圈套；是老鼠钻进迷宫中接连撞上的几道门；是教师展示极端权威和降下严苛惩罚的工具；是你写作发散创意思维时遇上的一连串可恨阻碍。简而言之，语法就是一种压迫。
他说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还说自己对“废除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那个男孩子说得对——我们都在没有事先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讲出了语法正确的语言。”
娜奥米·卢里反驳说，如果没有语法，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读懂、阐明弥尔顿或约翰·多恩的词句。
沃尔特·毕晓普指出大部分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读弥尔顿或多恩，孩子们根本不用忍受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经受住的语法推敲和从句分析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长大后只需要会写工作申请，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只要是有孩子的人，”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
罗杰·梅戈格说自己认同威基诺浦的观点，他还说盖伊·克鲁姆呼唤的对语法规则的需求，的确常常转化为造成社会压迫和边缘化的微妙教条。罗杰·梅戈格继续说：“我相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症结所在。”他回忆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因此，他说服了学生们以更加袒露的心态、更加热切的笔触来写作，比如写他们家庭中的矛盾，或者写他们的希望和欲望，而罗杰·梅戈格把学生们所写的内容记录整理进他的《真实生活故事》一书中(书名是罗杰·梅戈格对杂志中类似“解惑阿姨 [8] ”那种专栏作者的一种嘲弄，当然罗杰·梅戈格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向在座这群尊贵的文化宾客来说破他书名中的小幽默)——“我同样鼓励学生大量使用生僻字词、复合式表达方式，以及有冲击力的写法，主席先生，我想说的是冲击力与文章的真实感相长……”
“不过，”奥丽奥尔·沃思打断了罗杰·梅戈格的话，“等到你再也不教你的那些学生，等到你不能再教那群被你一直鼓励着以书写揭露真实的学生——顺便说一句，我读过你的那本书——我想问等你再也不教那些学生之后，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你能陪伴他们多久？在你感召完他们勇敢写出家庭虐待、痛苦挣扎和紧张情绪之后，你还会在他们身边吗？”
“在我——在我开始卖我的书之前，我教了他们整整两个学期呢，他们因为直面人生挣扎，意志也坚强起来了。”
“但教师并不能做精神分析师的工作。”
“我可是一个遭受过像你这样的人士发出的像高射炮一般的抨击的人，而你本身却并没做多少关怀学生的工作。”
“我只负责教他们课业，梅戈格先生。我教他们读、写和思考。我教他们将关注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事物上。我尊重我的本分，也尊重他们的本分。”
“你不过就是个学术当权派……”
“所有的当权派，”沃思女士语带悲戚地说，“眼下，似乎都是谬误的。”
亚瑟·比弗这时点出来此刻正在台面上进行的观点交换，切实地将一些他想向委员会指出的教育哲学具象化、典型化了。亚瑟·比弗说：“马丁·布伯声称，旧时代的教师们从固有的社会文化中承袭了一种权威感。于是，在比较美好的说法里，对于那些侵略者般的孩子而言，教师是历史的使者。但是这种制度的病态之处在于随着文化权威的崩溃瓦解，却强化了一种权力欲，这种权力欲让教师变得刚愎自用、专横严酷，因为这种权力欲越来越被私自滥用。而这种权力欲的对立面也造成一种错误的‘爱欲’——它是权力欲的退化，变质成一种理想式的互惠互利与情感分享，从本该是专业的关系转化成个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所有师生间并不是可持续的，师生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诚实相对和耐久相处之上，但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会对学生产生良好的感情，就算是那种‘假性家长’的关系，在学年结束之际也无法延续。所以教师和学生现在似乎更加像伙伴一样亲密，有些人指出这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机制的一部分。”
“我能了解你所说的重点，”罗杰·梅戈格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我班上每一个学生，付出的是真爱。是真爱。”
他瞪大眼睛环视一整桌的人。亚历山大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也相信就是有那种魅力型的教师，偶尔会被“爱”这种情绪激励着授课。
“你用真爱度过两个学期，”奥丽奥尔用她尖刻、女校长式的语气讽刺着，“你付出了真爱，陪学生度过了两个学期。你把爱翻译成文字语言，落于书面上，你用真爱把他们隐秘的苦痛公之于众。”
“我在这方面拿捏得很谨慎……”
“我非常确定，你在处理公众的阅读兴趣、游走于法律尺度边缘方面，拿捏得很谨慎。”
就这样，一条清晰的分野，一组准确的术语，就这么设定好了。整个委员会将就此按照分好的组别，在各自的成员中分配职责，不管是研究“爱欲”，还是探讨“权力意志”；不管是伙计关系，还是老板与下属，都将各司其职。亚历山大为此简直着了迷!
委员会的议程结束后，有一个雪莉酒招待会。亚历山大移动到阿加莎·蒙德身旁，帮她往外端酒杯。那位科学家，汉斯·里克特，拍了拍威基诺浦的肩膀，像是慰劳辛苦的他。
科学家对威基诺浦说：“我很欣赏您对规则所做的一番讲话，还有您对思维结构的阐述。如果我们能按照您的思路执行整个调研，我想我们走的路径和选择的方式将会很不同。我原本以为我加入这个委员会只是来看看科学教育者们是否能以更棒更好的英语来解说他们的理念，或是相似的一些情形。但是您今天所发表的观点改变了一切，您对于我们思维局限性的阐述，无疑是非常精彩的。”
“我很确信，”科学家继续说着，他滔滔不绝，好像在以专长讨论盐的结构，“在宇宙间还有更高等的智慧，对于那种宇宙级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只是它的子集而已。”
杰勒德·威基诺浦震惊于他的一席话，他脑中一瞬间出现了巨大的天使头部的群像，又逐渐从天使头颅展露出天使们的整个身体，以密集的翅膀扑扇着，往整片天空扩散开去——忽而是羽毛堆叠的琉璃似的幻景，忽而是不断变换的像几何般复杂的图形。
威基诺浦不由得微微倾斜了他同样很大的头，捋了捋浓密的胡须。
“关于你说的宇宙智慧，”他说道，“我不清楚我们怎样能得到足够的凭据来证实它的存在。就像一个二维的没有深度感知力的纸片人，他无以见得也不能论述一个三维的躯体，或者一个活生生的有血肉肌骨的生物。”
“但他可以通过直觉来感受一种存在感。就像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可以通过直觉，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谁又敢肯定直觉一定能解决问题呢？”威基诺浦反问。
“我同时能通过直觉来预见失败的可能性啊。”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象你说的那种宇宙智慧所使用的语言。”
“嗯，我看我还是先把我自己的智慧跟我们人类共同使用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吧，这样好像会比我之前所知所想的更有趣。”
“绝对如此。”威基诺浦回应道。
[1] 阿尔托指的是安托南·阿尔托(anton artaud， 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
[2] “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是安托南·阿尔托在其著作《戏剧及其重影》(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中阐述的一种戏剧形式。
[3] 格兰达·杰克逊(glenda jackn， 1936年5月9日— )，英国女演员、政治人物。
[4] 伦勃朗指的是伦勃朗·哈尔曼松·范·莱因(rebrandt harnszoon van rijn，1606—1669)，是欧洲巴洛克艺术的代表画家之一，被称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5] 莎斯基亚·凡·优伦堡(saskia van uylenburgh， 1612—1642)，是荷兰画家伦勃朗的妻子，她曾在一些著名的油画作品中担当模特。
[6] 斯派克·米利根(spike an， 1918—2002)，英国喜剧演员、作家。
[7] 原诗出自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e of heaven and hell)。
[8] 解惑阿姨指的是意见专栏作家，指在报纸或杂志上经营解惑专栏，在专栏中回复读者关于个人问题的信件。“解惑阿姨”是英式英语中固定的说法，原词是“agony aunt”。